關於香港貧富懸殊問題 20分

九十年代後期，經過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香港的泡沫經濟爆破，香港大量基層及中層勞工面對失業及減薪的影響，貧富懸殊更出現急劇惡化的情況。以第一個五等份組別1 的住戶來計，在90年其平均每月收入是$3,450，到97年這組別的平均收入在扣除通脹後實質輕微上升至$3,668，但到99年1-9月份有關平均收入大幅下降至$2,645。換句話來說，香港最貧窮的五分一家庭在九零年至九九年期間，實質收入下降了兩成多(23.3%)，而且下降更集中於九七年之後，由九七年至今收入下降差不多達三成(28.9%)。反觀香港富裕階層的收入則有可觀的增長，以第五個五等份組別的住戶來計，在90年其平均每月收入是$28,850，到97年這組別的平均收入實質大幅上升至$36,397，而在金融風暴後其收入仍有實質增長，到99年1-9月份這組別的平均收入增至$37,115。換句話來說，香港最富裕的五分一家庭在九零年至九九年期間，實質收入上升了超過兩成半(26.1%)，而在九七年之後，收入亦增加了2.0%。可見在九七年金融風暴的打擊集中於低薪低技術的工人，而對行政專業人士只有輕微的影響。

上述數據顯示，在九十年代初期香港經濟轉型經已令貧富懸殊惡化，而九十年代末的經濟衰退使低下階層的收入進一步縮減，貧富懸殊的情況更每況愈下。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香港的貧富懸殊程度不單比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嚴重，甚至連發展中國家如中國、馬來西亞、印尼也比不上，對於香港這樣一個富裕的城市，貧富懸殊竟然比亞洲地區以農業人口為主的國家嚴重，可說是令港人蒙羞。
　　
香港相對貧窮的惡化亦可以由收入貧窮率的上升中得到證明。社會保障學會採取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以家庭每月平均收入的一半作為該區的貧窮線的方法（莫泰基與梁成安，1997），提出以住戶個人平均收入（Household income per capita）少於全港中位數一半（1996年為2,732港元）作為香港的「收入貧窮線」，而計算收入低於這線的人口佔全港人口的百分比則作為「收入貧窮率」。這研究推算出在1996年，全港有1,142,252人低於收入貧窮線，而收入貧窮率則是18.85%，大幅高於1971年的10.65%及1981年的13.82%。該研究再以資產申報百分比為75%作扣減，便得到香港的貧窮率和貧窮人士。結果顯示香港在1996年有85萬的貧窮人士，較五年前的72萬人增長8.5%。而1996年貧窮率是14.14%，大幅高於1971年的7.99%及1981年的10.36%。


世界經濟的全球化（globalisation），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斷捲入新的國家，以及跨國企業以大量直接外來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帶來資本加速的流動，均促成國際生產體系的一體化，資本大量的遷移無論對已發展國家或第三世界的勞工均造成嚴重的打擊，勞工的邊緣化是造成這些國家貧窮問題的主要原因。
Frobel等（1980）認為西方國家的勞工大量失業與邊緣化，是由於生產性資本尤其是勞動力密集的工序由已發展國家遷移往發展中國家的結果。Frobel 等（1980）強調這個生產遷移的過程並不單是基於兩地工資的差距，而是資本要重新奪回或重建對勞工的控制。Southall（1988)將「新國際分工」討論的焦點由資本的自由流動轉移至國家的關鍵角色。Southall指出由於資本的國際流動擁有獨裁的權力，令新興工業國中的高壓迫政權紛紛要降低勞工的成本及保證勞工嚴守紀律及靈活適應，用來增強對外資來投資的吸引力。

上述轉變國際分工的理論解釋了香港在八十年代出現急速的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satio n)。自中國在一九七九年開始經濟開放改革後，香港經濟已逐步與華南地區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經濟連結起來。香港大部分的製造業將生產遷移往中國，利用國內廉價的勞工及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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