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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練乙錚的《浮桴記》,第一篇引述董建華說:「學者的意見要聽聽,但不能相信。」
董建華不信學者,卻深信林公公之言,在取消八萬五政策一事上,以「弱勢政府不能道歉」為由隱而不宣,不知董生於秋風颯颯腳痛之時,可有一番感受。
這篇文章令我想起城市大學語言學系的一個講師,他於課堂屢次提到香港的街道名要改,維園的女皇像也要搬入博物館。他還說:「政府之有今日,就是不聽學者的意見,不聽我們有識之士之見。」
我不知道這句話的pH值有多低,或者講師是語言學的有識之士,同時又是政治文化歷史的無識之徒。
又或者,這位學者其實是玩「無間道」,暗幫港英一把。試想,「維多利亞」是英國最輝煌的時代,但二次大戰後,英國已一蹶不振,你要改名要搬銅像,英國還要多謝你把她衰落的過去埋沒而不讓人看見瘡疤——如果英國的思想文明已進步到與今日的中國看齊。
而為了向祖國看齊,更應該把「維多利亞公園」改名為「天安門公園」,將「維多利亞港」易名為「中南海」。那麼我們便可天天「包圍」中南海,並達成華叔的宏願——在天安門開六四悼念晚會。
民族自尊心,說到底只是民族自卑心的一個銀仔兩個面。這位「學者」沒有考慮因改名而造成地圖、合約、法律、市民認知等等實際管理問題,也逃避思考過去。一個人每天要盤算怎樣掩飾過去的醜事,十分可悲。同理。一個民族國家要剷除過往的歷史,也只能淪為一個可悲的民族。一個不知道、無法面對過去的民族,根本沒有將來。
鍊乙錚在第十一篇提到:「知識不僅可以告訴你甚麼事可以做和怎樣做,更可以告訴你甚麼事不可以做、沒條件做、不可以這樣或那樣做。」說得很對,可惜知識不會脫離人腦而自己做事。信哪個人的忠告,用哪個人的知識,說到底還是一門高深的領導技巧。
如果我在寫《天方夜談》,寫到董生忽生智慧,他會說:「學者的意見要聽聽,但不能不加選擇地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