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德聖母堂

開端:
露德聖母堂的歷史從巴黎外方傳教會（MEP-Missions Etranges de Paris）開始。修會於一六五九年在巴黎創立，由一群司鐸與教友組織成的傳教先鋒，在當時為教會展開了一個往外傳教的新紀元。這群由非歐洲政府管轄的會士，透過羅馬傳信部往外方傳教，專門協助傳教區發展為自供自給的教區。自一七九二至一九四九年，四千多名會士從法國東來，到中國、越南、泰國、西藏、日本、韓國及台灣傳教。修會在傳教期間有許多人殉道。一八四七年，日本宗座代牧、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科主教（BISHOP AUGUSTIN FORCADE）到港；留港期間，被委任為香港臨時代監牧。科主教邀請法國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他的妹妹屬這修會；﹞(Sisters of Saint Paul of Chartres) 來港，照顧棄嬰，病者及老人。修女開始在灣仔工作，至一九一六年，遷到銅鑼灣。在那裡，她們興建了一所醫院及一所女子學校。一八五零年，科主教回到日本去。一八四七年其他自澳門遷來的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則留在香港發展傳教工作，成為其他傳教修會的典範，例如：米蘭外方傳教會（PIME-Pontificio Istituto Missioni Estere），比利時聖母聖心會（CICM-Congregatio Immaculati Cordis Mariae），美國天主教傳教會（MARYKNOLL FATHERS），墨西哥外方傳教會（MG- Misioneros de Guadalupe），聖高隆龐傳教會（IRISH COLUMBAN FATHERS）。這些修會目前仍在香港教區服務。
堂區歷史（1982－1995:
一九八二年秋季，堂區辦事處及司鐸宿舍由華富閣搬到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曾神父的首要任務是確保一個堂區兩個中心的統一。當時曾有建議把整個團體分為兩個獨立的堂區，但由於建議不實際，因此被否決了。及後數年，堂區議會對維持堂區的統一扮演了一重要的角色。初遷入新辦事處時，華富仍佔大部份教友，而置富每星期只為新搬入該區的教友安排一台彌撒。當時，新聖堂尚未完成，因此彌撒仍在置富嘉諾撒聖心書院舉行。建築師李國熹先生及員工一同趕工，希望新聖堂能準時在同年聖誕節竣工。雖然部份工程仍待完成，聖誕節前夕，子夜時分，露德聖母堂除慶祝救主的誕生外，亦慶祝一所朝拜上主聖殿的誕生。五個月後〔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胡振中主教蒞臨本堂，祝聖新聖堂。
在未來三年中，在本堂司鐸曾神父的領導下，堂區經歷了不少新發展。一九八三年夏季，因應不少遷入南區居住的外地教友的請求，堂區首次舉行英文彌撒。來自聖心書院的羅修女（SR. ROSANGELA）及華修女（SR. VALERIA）負責新開辦的英語主日學，同時丁鴻華小姐（MS. RITA DING）亦組織起歌詠團。

同年八月，曾神父祝聖在華基樓設立的華富堂區中心。昔日的青年中心從此換上新面貌，變成兩大會議室，一辦事處及一圖書館。這所為紀念明神父而奉獻的新堂區中心不久便成為華富堂區善會，儲蓄互助社及教理活動聚集的地方，亦同時成為堂區分辦事處，由屈鏞先生負責。
同年十月，為堂區兒童而設的主日學在新中心開課，由聖心書院的蘇映璇修女（SR. AGNES SO）及堂區志願工作者擔任導師。由楊祖媛女士（MS. TERESA YEUNG）為堂區青少年開辦的堅振道理班亦在星期六下午舉行。



這一年，曾神父為回應梵帝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對改革聖祭禮儀的決定，邀請堂區教友出任特派送聖體員，使聖祭禮儀達到一新里程。如今，受特別委任的教友協助司鐸在彌撒中把聖體送給教友，他們亦會協助神父到患病教友家裏達聖體。同一時期，由楊慶松神父創刊的「露德之聲」，亦再出版。在錢家寧先生的協助下，曾神父在置富成立聖若望輔祭會。聖伯爾納德聖詠團及聖耶樂聖言宣讀會亦相繼在置富成立。同時，一群熱心的女教友自行組織「花會」，目的在為聖堂及彌撒中心提供鮮花。上述各善會至今對本堂仍作出巨大的貢獻。

一九八二年，尤德爵士在任港督時，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 進行歷史性北京訪問，對香港政權的栘交亦作出一連串的安排。香港回歸中國的日期為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中英雙方的決定，頓時對香港人的生活引起重大的改變。港人開始對前途關注起來；香港的前景亦成為未來十年中交談的熱門話題。

一九八四年八月，胡主教就「中英聯合聲明」，發表有關天主教會及香港前途的聲明，強調宗教信仰自由是天賦的基本人權，並期望把這項人權及個人運用這項自由的權利，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列明。胡主教亦同時宣佈教區更新文告。為期兩週專為教區司鐸而設的司鐸學習營是更新計劃的首項活動。在這兩週內所有禮儀皆由修女及教友負責。學習營中，司鐸認為，為應付環境的轉變，教區及堂區架構必須改組，同時亦主張分散中央權力。教區因此劃分為三個代表區，由三位主教代表負責。曾神父被委任為其中一位主教代表，負責新界區教務。因此在一九八五年，曾神父離開本堂，接受新職務。司鐸學習營結束後，堂區議會立即展開更新項目，由教友擔任領導角色及行政工作，並組織靈修活動，例如成立中文及英文聖經研習班；善會亦重新修訂會章，招募新會員。曾神父既是堂區更新計劃的一份子，遂邀請新慕道團－－國際教友更新組織，在本堂設立分會。



一九八四年聖神降臨主日，鄧以明總主教蒞臨本堂為青年教友主持堅振聖事。鄧主教從此與本堂建立密切的關係。堂區教友接到鄧主教於一九九五年六月在美國逝世的消息，非常惋惜。

一九八五年三月，胡主教應中國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邀請，到中國訪問。他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位訪問中國的香港教區主教，亦促成金魯賢主教率團，與上海市天主教愛國教會八位成員訪問香港。中國政府邀請印度德蘭修女（MOTHER TERESA）前往中國，及香港明愛機構為國內有特殊需要人士組織工作坊，足以證明雙方關係開始改善。
曾神父在深秋時分上任新職。楊鳴章神父在同年十二月接任為主任司鐸及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校監。

楊神父在堂區並不陌生。他與家人自上海遷到香港後，首先在薄扶林村居住。當時，他們雖然並非教友，但楊神父自幼便認識及欣賞明神父在難民潮高峰時期對窮困者的照顧。楊神父攜帶他在教育及溝通技巧上的知識與訓練一同到任。他在任主任司鐸三年；其中有一段時期，他日間在余振強中學和聖神修院，及晚間在香港大學兼任教職。

楊神父把置富及華富兩區的中文主日學合併為一，訓練主日學導師，又開辦晚間慕道班。聖堂內的領洗池及學校操場旁邊的聖母巖，亦在楊神父的督導下建成。聖母巖是在一九八七年由胡主教祝聖的。
一九八八年冬季，堂區的區域重新界定，把新落成的華貴村納人露德聖母堂堂區。同年春季，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宣佈任命胡主教為樞機。胡主教被委任，正闡明教宗對華籍教友的重視和關懷。

一九八九年五月，胡主教晉升的佳音及勸誡牧民「邁向光輝的十年」的熱忱，又因六月初的事故，蒙上陰影。一九八九年六月四〔主日〕早上，傳來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報告。香港市民大為震驚。堂區在當日及日後數週以至數月的彌撒中，特為死難者祈禱。這是港人哀悼、痛苦、疑惑及沮喪的時期。

一九八九年是多事之年，亦是俄羅斯及東歐共產國家跨台的時期。極權主義政府突然意外地及大多數和平地受到民間民主運動的打擊而被推翻。

楊神父在七月杪離開本堂到美國波士頓哈佛大學進修碩士課程。由於本地司鐸的缺乏，蔣耀東神父（FR. DENIS. HANLY）被邀請暫代本堂司鐸一職。陳德雄神父出任助理司鐸。陳神父即時負責中文主日學，青年團體及開辦新慕道班。這年恰巧是堂區教友普查十週年。堂區議會有見及此，決定進行另一次教友普查活動，藉此明瞭教友的分佈及背景，以備堂區的未來計劃。普查結果顯示不少教友已離港移民外國，或移居鄰近的華貴村及新界、柴灣等環境較佳的衛星城市；同時年青教友婚後亦搬離本區。因此華富村今後面對的問題，是怎樣為日漸增加的老化人口提供照顧及服務。

一九九零年，籍著「基本法」的公佈，教友可意會未來的前景。宣佈時間正值教區慶祝成立一百五十週年。楊神父這時學成歸來，立即被委任為明愛機構教育部長。



一九九一年八月，曾慶霖神父經過長期勇敢地與癌病搏鬥，終於息勞歸主，與世長辭。堂區教友齊集一起與曾神父家人一同參加為他主持的追思彌撒，藉此哀悼他的逝世，並懷念及感謝他多年對堂區無我的貢獻。同年秋季，聖伯多祿堂與露德聖母堂互換助理司鐸：孫英峰神父到任，陳德雄神父則調任香港仔。

同年，梁幹潮修士是第一位被鮑思高慈幼會（SOCIETY OF ST. FRANCIS DE SALES）委派在週末時來本堂學習堂區行政的修士。梁修士晉升神父後，梁定國修士是第二位協助本堂的修生，而第三位則為楊祖羅修士。這三位修士通常在晉升執事前一年到本堂服務，直至晉鐸。他們的工作主要是帶領堂區青年。他們給堂區帶來朝氣及熱忱，同時亦與本堂分享他們晉鐸的喜悅及在堂區主持首次彌撒。

一九九二年初，堂區議會通過重建在寶血小學的華富彌撒中心。得到寶血女修會的合作及堂區友好、建築奇才李國熹先生的協助，校內雨天操場被改建為一既簡單又高雅朝拜天主的地方。五月三十一日，香港區主教代表梁佑忠神父祝聖新彌撒中心，華富教友終於有一所美麗的小聖堂。不到一個月後，彭定康先生（M R. CHRISTOPHER. PATTEN），一位天主教教友，到港履新，成為香港第二十八任及最後一任港督。



一九九三年一月，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慶祝建校十週年，得到胡樞機的祝賀及特別訓誨。這亦是堂區新聖堂建成十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