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

恭親王奕訢一生受制於皇家制度，有帝王之才卻無帝王之命。西方史家對其評估甚高，認為他是清皇室自乾隆之後最傑出的外交家。
然而，在晚清最後半世紀的權力核心，落在出身寒微、母憑子貴的慈禧太后手中。尤其是再慈安太后暴亡之後，慈禧已是稱孤道寡，權傾中國了。
這證明了滿清民族在中國最後的統治權，是從愛新覺羅氏落入葉赫那拉氏之手，應驗了葉赫部對愛新覺羅叫場和他失的咒語：「葉赫部即使只剩下一個女人，也要消滅你愛新覺羅氏。」

“恭親王奕訢，道光皇帝第六子、咸豐皇帝的異母弟，曾擔任議政王、首席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大臣等要職，一生三起三落，是晚清政治舞臺上地位顯赫而又頗具傳奇色彩的重要人物。

奕訢生於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生母博爾濟吉特氏為道光皇帝的靜貴妃。他自幼聰明伶俐，很受父皇寵愛，道光曾特意安排學富五車的翰林院侍講賈禎為其授讀。在立儲問題上，道光皇帝一度在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訢之間猶豫不定，為此兄弟二人也進行過暗中較量。據說道光病重時，曾將奕詝、奕訢一起召到榻前，以便決定究竟由誰來繼承皇位。兩人都向自己的師傅討教對策。奕訢的師傅卓秉恬教他說：“上如有垂詢，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奕詝的師傅杜受田則很會揣摩皇帝的心理，他獻計道：“阿哥如條陳時政，知識不敵六爺。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將不久於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誠而已。”奕詝如法炮製，道光果然大悅，說皇四子仁孝，於是把他定為皇太子。(《清朝野史大觀》卷一)

這座宅第原為乾隆皇帝寵臣和珅的府宅，內部建築氣勢非凡，不僅有仿照大內甯壽宮而建的楠木房屋，還有可與圓明園蓬島瑤台相媲美的庭園點綴，其正殿和花園房間總計3000餘間。和珅獲罪後，這所豪宅曾被賜予乾隆第十七子、慶僖親王永璘。恭親王奕訢得到宅第後，又錦上添花，在北面改建了花園，取名“鑒園”，又名“萃錦園”。這樣，恭王府更名冠京都，有些紅學家甚至認為它就是《紅樓夢》中榮府及大觀園的原型。

奕訢被封為恭親王後，先是受命在內廷行走。咸豐三年夏，太平天國北伐軍打到直隸，朝廷危急，咸豐皇帝在危難之際起用了奕訢，先後授其為都統、宗人府宗令、軍機大臣和閱兵大臣等要職。奕訢“參贊軍務，夙夜勤勞”，為挽救清朝立了大功。但就在乎息太平軍北伐之後，鹹豐卻因為妒忌奕訢的才幹，又擔心他勢大難除，就以他在其母喪期間為母爭封、禮儀失當為由，於鹹豐五年(1855年)罷免了他的所有職務。少年得志的奕訢，又在一夜之間失去了一切權力。

直到鹹豐十年(1860年)八月，英法聯軍兵臨城下，恭親王奕訢才再度臨危受命。當時，咸豐皇帝逃難熱河，臨行前任命奕訢為“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留京與聯軍議和。

在此之前，奕訢從未與洋人打過交道，這次他一受命就在圓明園附近的善緣庵設立公所，與聯軍交涉。入城談判時，又先後在法源寺、嘉興寺等處辦公，建立臨時外事機構。協助他辦理“和局”的還有大學士桂祥、戶部左侍郎文祥等一批文武大員，其手下隨同當差的員弁亦達50餘名。在京城無主的情況下，這些人聚攏在他的周圍，一個專門負責外交事務的機構已具雛形。奕訢作為清朝方面的首席談判者，對侵略者的傲慢驕橫不得不忍氣吞聲，最後在強敵的威逼之下，代表清政府簽訂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條約》。屈辱的使命使年輕的親王大受刺激，於是他立志讓中國人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走自強之路，為他後來成為洋務改革的領袖奠定了基礎。

“和局”雖然成功，但其他各類對外交涉事務又紛至遝來。於是，奕訢向咸豐皇帝奏請設立了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正式外交機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總署”，總理衙門大臣也由奕訢兼任。起初這一機構只是專門負責對外交涉，奕訢也以此為陣地，利用外交維護國家權益，並逐漸培養了一批翻譯人才和職業外交官。後來隨著洋務運動的發展，總理衙門的職權不斷擴大，不僅辦理外交、通商事務，而且凡與洋務有關之事，如鐵路、電報、學校、關稅等，無不在其管轄之內，故有“洋務內閣”之稱。奕訢則因這樣“專門事鬼”，留下了“鬼子六”的名。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咸豐皇帝奕詝在熱河行宮病逝。他在彌留之際，傳諭立其獨子、6歲的載淳繼承皇位，派御前大臣載垣、端華、景壽、肅順和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等為贊襄政務大臣，盡心輔政。遠在北京的恭親王奕訢，則被排斥在權力核心之外。鹹豐死後，熱河方面擬定新皇年號為“祺祥”，小皇帝載淳尊皇后為慈安皇太后、生母懿貴妃為慈禧皇太后。奕訢則與兩宮皇太后聯手，通過精心策劃，發動“祺祥政變”，一舉剷除八大臣，改年號為“同治”，最終形成了兩太后共同垂簾聽政的權力格局。

此時的奕訢則利用自己的輔政地位，力圖總攬朝內外一切大權，實現其治國平天下的雄心。他首先改組軍機處，控制朝廷的權力中樞。同時，他又果斷地重用漢人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利用他們的力量鎮壓太平天國，並支持他們開展洋務，創辦新式軍事工業。通過一系列措施，使得清朝一度出現“同治中興”的局面。

不過，大權在握的奕訢也逐漸有些忘乎所以。據史料記載，他每次進宮入對，宮監為太后上茶時，兩宮皇太后必說：“給六爺茶。”一次召對時間較久，太后偶忘賜茶，奕訢竟隨手拿起禦案上的茶杯，但忽然間意識到那是禦茶，才又放回原處。更有甚者，進見時慈禧講話聲音稍小，他便佯裝沒聽清楚，要求再說一遍。奕訢勢力日盛，文武百官勢必不把皇太后放在眼裏。而且更重要的是，奕訢執掌朝廷內外大權，外省督撫盡用漢人，似乎對滿人統治構成了威脅。對此，聰明的慈禧雖暫時隱忍不發，但暗中卻正在尋找時機，削弱議政王的勢力。

同治四年(1865年)，在慈禧的暗中支持下，忽有翰林院編修蔡壽祺上疏痛陳時弊，直接參劾恭親王奕訢，網羅了攬權、納賄、徇私、驕盈等罪狀，要求他歸政朝廷，退歸藩邸。慈禧召集查辦，隨即以同治皇帝名義下詔：

朕奉兩宮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據蔡壽祺奏，恭親王辦事徇情、貪墨、驕盈、攬權，多招物議，似此劣情，何以能辦公事?查辦雖無實據，事出有因，究屬曖昧，難以懸揣!恭親王議政之初，尚屬謹慎，迨後妄自尊大，諸多狂傲，倚仗爵高權重，目無君上，視朕沖齡，諸多挾制，往往暗使離間，不可細問；每日召見，趾高氣揚，言語之間諸多取巧妄陳，若不及早宣示，朕親政之時，何以用人行政?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正是朕寬大之恩!恭親王著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幹預公事，以示朕曲為保全之至意。(《翁同龢日記》)

慈禧只憑一個小小編修的一份曖昧不明的奏摺，便不由分說，革去恭親王的一切差使，引起了宗室親貴、內外重臣的強烈不滿。他們紛紛上書，為恭親王鳴不平。慈禧深感眾怒難犯，於是把奕訢召到宮中當面訓誡一番，恭親王也一再“痛哭謝罪”。慈禧壓一壓恭王威風的目的已經達到，便下詔恢復奕訢的職務，但卻罷免了他的議政王頭銜。經過這場打擊，奕訢在慈禧面前也開始變得小心謹慎起來。

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皇帝親政，下旨重修圓明園。第二年，工程全面鋪開，內外重臣普遍認為這是勞民傷財之舉，恭親王奕訢也屢次與皇帝發生爭議。同治皇帝在盛怒之下，以奕訢“召對失儀”、“無人臣禮”為由，下旨將其降為郡王。隨即又由慈禧出面，“加恩賞還”奕訢親王世襲罔替。此後，恭親王對慈禧更加俯首帖耳。

同治十三年(1874年)，同治皇帝崩逝；光緒七年(1881年)，慈安太后暴亡。慈禧隨著權力欲望日增，也就越來越把恭親王視為眼中之釘。到了光緒十年(1884年)，法國侵略越南，慈禧以奕訢“不欲輕言戰”、“委靡因循”為由，發佈上諭，開去他的一切差使：

軍機處實為內外用人行政之樞紐。恭親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繼則委蛇保榮，近則爵祿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屢經言者論列，或目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謂簠簋不飭，或謂昧於知人。本朝家法甚嚴……奕訢著加恩留世襲罔替親王，賞食親王全俸，開去一切差使，並撤去恩加雙俸，居家養疾。（《光緒朝東華錄》）

當初由奕訢培植的其餘軍機大臣也全遭罷免。這是晚清歷史上一個重大事件，因這一年為舊曆甲申年，故史家稱之為“甲申易樞”，慈禧太后從此開始獨攬朝綱。而執掌樞垣長達二十餘年的恭親王奕訢，則開始擺脫了宦海浮沉，悠閒自得地過著看似逍遙的日子。

奕訢在被罷官的當天，回到府中便命人將作為王府標誌的杏紅色堂簾子繩撤下，全部換成藍色繩，以示恭王府與別的王府沒有什麼差別；他本人也穿戴起青衣小帽，常以黎民百姓自居。他每天或在府內弄古玩、習碑帖，或在萃錦園觀花賞月，吟詩作賦。有時還到西山登高遠眺，寄情於山水，後來甚至乾脆離開京城，長期居住在戒台寺內，每天以經卷為伴，同僧人為伍。

光緒二十年(1894年)，日本侵略朝鮮，“兵事急”，光緒及其帝党成員籲請恭親王出山。此時慈禧太后對奕訢雖然舊恨未消，但也只好重新授奕訢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並命其總理海軍、會同辦理軍務、在內廷行走。隨後，又命其督辦軍務、節制各路統兵大臣，並授為軍機大臣。然而，一閑就是10載的奕訢，這時已是老氣橫秋，絲毫不見當年的銳氣，只有惟太后馬首是瞻，沒有任何作為。

光緒二十年(1898年)二月，奕訢舊疾舉發，慈禧、光緒3次親臨恭王府探視。四月初十日，一代重臣恭親王奕訢病逝，享年67歲。光緒皇帝輟朝5日，服喪15日，親往王府臨奠。清廷為其上諡號曰“忠”，配享太廟，同時頒發上諭：“王忠誠匡弼，悉協機宜，諸臣當以王為法。”(《清史稿》卷二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