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六十年代的教育

英文教育違反教育原則，不利學生的思維發展，也阻礙學生情感的教育和知識的吸收，必須糾正，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在今天來看，這個屬常識性的判斷，得來卻不容易。
回顧教育史，香港中學的英文教育始於本世紀初葉，在政府大力扶持、開發下，經五十年代與六十年代的成長期而茁壯繁衍後，英文教育便一枝獨秀了。反觀本為天經地義、最自然不過的母語教育（中文中學）卻日漸枯萎；其時，除了少數抱著教育良知的人士，間中大力抨擊英文教育如何摧殘學生外，整個香港教育圈及學生家長層，何只對英文教育違反教育原則一事全無警覺，更且「欣然接受」它的存在。
當時社會的共識」是：「英文教育有利社會培養英語人才」、「英文教育亦與國際大城市的香港相適應」、「家長對英文中學情有獨鍾」。於是，英文教育給戴上了神聖的「民意光環」、「英文」亦成了膜拜的偶像。
這是香港教育史上觀念顛倒、邏輯混亂的年代。
赤裸裸地違反教育原則的教育制度竟可繁衍數十年而不斷成長壯大，就算在九十年代殖民主義撤退聲中的今天，它仍傲然屹立而不倒下，此中因果關係值得我們深思。

二、英文教育歷史的回顧
筆者試就此社會現象，提出一點看法。我認為：八四年十二月中英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之前，英文教育所以能夠誕生、成長、壯大，主要有政治、經濟、社會三方面的因素。

維護大英帝國的利益

甲、政治因素

自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簽訂後，香港便淪落英人手中成了英國殖民地，早年香港人口稀少，英人並未重視發展此荒地。因此，香港政府亦未有發展教育。
一八六六年，政府才開辦第一所政府學校一中央學堂，學堂章程將英文列為必修科。一八七七年，軒尼詩出任港督，大力鼓吹學生學習英語，認為：「基於政治及商業上的需要，所有政府學校必須實施英語教育。」至此，殖民地的英文教育大抵便奠下了基礎。
到了一九○二年，負責全面研究當時教育制度及政策的《寶雲報告書）發表，其結論指出：「政府應該鼓勵及資助發展中英文學校（ Anglo-Chinese School），而非華文學校。」又謂：「從（大英）帝國利益著眼，香港政府應提供華人就學機會，使他們學習英語和西方知識。只要華人在接受英語教育後，對（大英）帝國產生好感，及使英語更廣泛的傳播，那麼，（大英）帝國在中國本土所得到的利益便會遠遠超出這殖民地的教育經費了。」英文教育與殖民利益的關係，在此解釋得再明白不過。
一九一一年，一所地道的英式大學，以英文為教學媒介的香港大學成立。港大成立的目的及其使命，於一九五三年發表的《香港大學報告書》有所透露：「在盧押爵士時期（筆者註：盧押是港大的創辦人）的國際政治形勢中，香港大學無疑成為大英帝國遠東外交和殖民地政策的工具之一。對那些極欲保持英國在遠東的利益的人士來說，設立一所英式大學是求之不得，因為，以英文作為教學媒介必然有助於推廣英國在遠東的影響力，從而在遠東得到進一步的利益。」
由上面簡略的史實可以看見，香港政府有意在港推行英文教育，目標只有一個：維持大英帝國在遠東的利益。正是在此背景下，殖民地式的英文教育給確定下來。
不過，筆者必須指出的是：英國畢竟是民主的國家，因此，在英文教育政策施行過程中，其進展非一帆風順；大英帝國朝野的開明人士，一再抨擊英文教育摧殘學生。其中於一九三五年提交英國國會的《賓尼報告書》，可說最具代表性：「香港教育應改變為先著重學生的母語訓練，使其母語能力在思想及表達各方面都能應付裕如，然後才對於學生在職業上對英文的需要提供訓練，但應止於職業上的需要。」筆者尤其欣賞英文的訓練「應止於職業上的需要」一句。
然而，此報告書開明的、符合教育原則的建議卻沒有在港落實。其後一九五二年的《賈士域報告書》及一九六三年《馬殊－森浦遜報告書》都是較敢於面對現實、實事求是的報告書，他們的共同點是：反對在港推行英文教育。《馬殊－森浦遜報告書》更建議：「政府應考慮多興建中文學校，在這些學校裹，英文只應作為第二語文來學習。」
可惜，一九六五年發表的教育政策白皮書，卻拒絕了報告書的建議。白皮書提出反對的理由有三點：一、家長對英文中學有顯著偏好；二、英文在國際上是一重要傳達媒介；三、英文在香港有商業上的價值。
自此以後，英文教育茁壯成長，中文中學更形式微。期間雖有中文大學於一九六三年成立，但中文教育並未能扭轉頹勢。
一九七一年全球出現華人保衛釣魚台運動，香港各界於同年八月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示威大會，在港掀起了「愛國、愛民族」的熱潮。及至一九七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席位，全球興起「中國熱」；香港華人深受鼓舞。在此大氣候下，爭取中文成為香港官方語文的「中文運動」亦乘時而起；運動聲勢浩大，終於在一九七三年取得成功；中英文並列為香港官方語文。然而，在殖民管治下，中文在法律上的地位仍在英文之下，一切以英文為準；另外，政府亦沒有修改錄用公務員的重英輕中的語文要求。
到了一九七三年，以胡百全為主席的教育委員會向港督提交了《香港未來十年內中學教育擴展計劃報告書》（又稱《教育綠皮書》）。
在預計到普及教育將於一九七八年施行的情況下，此《教育綠皮書》頗能面對現實，有意糾正英文教育帶來的巨大流弊，提出：

「施教的媒介，對小學以上教育之質素，影響至鉅。來自小學之學生，因為在小學時各科都以粵語施教，一旦須要運用英語吸收新知識時，都會覺得難以擔當。本會建議，在中學低年級，中文應為一般教學語言，而英文則應作為第二語言來學習。」
上述建議何等佳妙。可惜，殖民政府仍無視教育原則，一意孤行堅持英文教育，於一九七四年發表的《香港未來十年內之中等教育》白皮書，全盤推翻了綠皮書的合理建議。
（上文有關香港早年教育語文政策的資料，大部分取材自一九七二年出版的《英文何價》，作者鄭艾倫等。筆者未敢掠他人之美，特此說明。）
不過，英文教育摧殘學生，違反教育原則此事實，畢竟無法
否定，白皮書逐一再以陳腔濫調之1.家長喜愛英文教育；2.香港是國際工商業及金融中心，英文教育有利培養英文人才為理由，繼續為英文教育辯護，此兩大皇牌理由無往而不利！
在普及教育即將推行，政府明知學生質素必會全面低降下，卻仍然堅持英文教育，硬起心腸置教育原則於不顧，其原因何在，追溯歷史其理自明。一言以蔽之，就是繼緒施行與殖民社會相適應的殖民教育語文政策，方便繼續培養缺乏民族感情與民族自尊、缺乏獨立思考的一群經「填鴨」完成學業的殖民地子民。
至於「家長喜愛英文教育」云云，這其實正是政府苦心經營英文教育的重大果實；政府的語文政策的巨大成就，其標誌之一就是社會各階層奉「英文」為神靈，日夜膜拜。殖民政府玩弄邏輯手法，將語文政策產生出來的結果，一反過來變成為支持英文教育的原因，並轉成為神聖不可褻瀆的「民意」！其「倒果為因」，顛倒觀念的高明手段，筆者確實佩服之至。
另外一個理由：「香港乃國際工商業金融中心，奉行英文教育有利培養英語人才」，更是移形換影、偷換概念的起高明手法，下文將有分析。
結果，在一九七八年政府推出普及教育時，全港英文中學的數目繼續增加，達九成之譜。英文教育廣受家長歡迎，是鐵一般的事實。不過，在普及教育下推行英文教育，自然引致抱著社會公義及教育良知的開明人士的更大力抨擊。事實上，英文教育在過去所以較順暢的運行，畢竟依靠「精英教育」的強力支持。
一九七八年推行的普及教育給英文教育帶來了沉重的打擊。其後社會各界針對教育出現的種種流弊，要求政府全面檢討教育改策；結果政府在一九八○年撥出巨資聘用以澳洲教育專家為主要成員的「國際教育顧問團」，全面檢討香港的教育。
一九八一年《國際教育顧問團報告書》完成，報告書力斥香港教育諸種弊端，其不客氣之處頗令政府高層震動。當時政府未敢面對現實，使用行政手段將報告書扣下，不得公開發表；後來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政府才同意印發報告書以廣泛徵詢民意。
一九八三年立法局討論報告書，當時全體非官守議員一致同意政府應以報告書的建議作為制訂香港教育政策的基礎；另一陣營，官守議員齊齊反對。局內對峙情況甚為緊張。政府後以「擱置報告書不談」一招化解了此一僵局。
該報告書有關母語教學的意見為：「母語是教與學的最佳語言」，並建議由政府頒令廣府話作為中一至中三的教學語言，使學生可以用「心中的語言」來完成九年普及教育。
報告書進一步提出：政府要考慮制訂一個長期計劃，以改變家長和僱主對使用中文為教學語言的否定態度。像如此平實的報告書也給政府擱置，可見「教育政策本質上受制於政治之手」的判斷，確實是永恆的公理。
從上面的歷史回顧，我想，大家應該可以清楚看到：違反教育原則的英文教育之所以能夠堅強地屹立不倒，其背後的支持力量，不正是殖民地的奴化教育政策嗎?

至1960年代初，港英政府忙於消除左派學校的影響，採取各種措施打壓，如遞解香島中學校長出境和收回旺角勞工子弟學校及漁民學校的直接管理權等；至後期才轉為滿足社會的需求。

1950年代開始，香港人口再有急速的增長，為應付這股壓力，政府迫於無奈邀請不同的國際專家為香港教育作詳細的報告，以計劃擴展中小學。第一份為1951年12月發表、對制定殖民地教育政策有重要影響的《菲沙報告書》。報告書建議港府利用當前的中國政治形勢、以教育來加強英國的影響，並加強對教育的控制和管理，以及大力推行英文教學。這份報告書也提出要發展小學和師範教育。政府因應形勢，在1955年8月開始推行《小學擴展的七年計劃》，包括建立五間官立小學，大量增加小學學位[36]。而1963年和1965年更是擴展計劃的里程碑；1963年港府發表《教育委員會馬殊－森遜報告書》，落實取消小學入學試、擬定資助則例、擴展新界中學學位、減低師生比例等措施[37]。政府隨後在此報告書的基礎上，於1965年6月發表《香港教育政策白皮書》[38]，建議讓80%兒童可以入讀由政府資助的小學，及使約15%的小學畢業生能升讀官立中學、資助中學及若干選定的私立中學。這份報告書奠定了以後十多年的政策走向，即以學位數量為政策發展的目標和以發展由政府資助的學校為主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