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史評論題一問（１０分）

研究“攘外必先安內”，對其本身語義首先應有一個清晰瞭解。單純從語意來分析，“攘外必先安內”的基點是強調先安內，將安內擺到首要位置，以安內為攘外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未否定攘外的必要性，將攘外懸為政策的基本目標。汪精衛在回答人們對該口號的責難時，曾振振有辭地從語意上辯解：“攘外是目的，不是手段。若以為必攘外，然後可以安內，那無異以攘外為安內的手段了。”（2）也就是說，先安內的判斷，是和攘外的目標相聯繫的，要攘外必須先安內，攘外是目的，安內是基礎。
當然，單純的語意分析不能包容複雜的歷史內容，“攘外必先安內”的語意提供了一種基本判斷。

“攘外必先安內”，並不是蔣介石的發明，在中國歷史上其源有自。當內外交困，面臨重大統治危機時，歷代統治者為應付危機、維護統治，常常以安內為中心，“安內”“攘外”並舉。南宋朱熹在農民起義和金兵入侵的雙重壓力下，就提出過先“安內”後“攘外”的方案；清王朝在內外交迫時，也以“滅發撚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為方針。兩者間，雖然背景、重心、內涵不盡相同，但鞏固自身，再求對外的思路則是一致的。事實上，從統治者本身利益看，安內是維護統治的基本企求，是永恆的、必然的；而遇到強大外敵入侵並危及其自身统治时，攘外也势在必行。

從歷史的事實看，起碼就統治者的判斷言，“攘外必先安內”是建築在外敵尚不對其統治構成致命威脅基礎上的，只有這樣，才會有先安內的時間，也才有可能以安內為攘外的準備。在存在選擇可能的背景下，他們談論攘外安內，或以安內為攘外之基礎，或以攘外為安內之號召。而從一般意義理解，鞏固自身，安定內部，是抵抗外侮的必要條件，往往更具迫切性。在多數情況下，他們通常會選擇先安內，後攘外，形成所謂“內亂不已，外敵不寧”、“團結內部，一致對外”的基本思路。而在外敵壓迫尚不急迫，國內政治又需借重民族精神時，他們也有可能在一定的範圍內作出以攘外為安內之號召的選擇。

蔣介石對“攘外必先安內”的使用，就前後經歷了兩種不同背景。他最初提出“攘外必先安內”，基本是屬於後一種情況。1929年，蔣對全國形式上的統一剛剛完成，當時，內有地方勢力環伺於側，中共武裝崛起四方；外有不平等條約的重重枷鎖及日本等列強虎視耽耽，1929年下半年，中蘇又在中東路問題上發生爭端。內外交困之下，蔣開始屢屢以“反帝”、取消不平等條約為辭，將攘外和安內問題並提。7月，他數次發表講演指出：“不平等條約已成為全國惟一之敵視，我們奮鬥以求達到，固非難事，惟有一最大前提，即應永久擁護國民政府，俾有中心力量。”

（1）“吾人前半期革命，物件為軍閥，後半期為帝國主義，軍閥惡貫滿盈，吾人只須以破壞工作，表示民眾力量，即可打倒，但對抗帝國主義，非培養真實力量努力建設秩序，並示人以集中統一之實際不可。”

（2）這些話，針對不平等條約及日本等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以“集中統一”、“建設秩序”為抵抗外侮的“最大前提”，和歷史上的“安內攘外”主張若相契合。

此時，蔣介石雖口頭上將安內與攘外並舉，但內心對攘外並無決心和成算，或者說，對外部壓力的估計並不嚴重，判斷外敵尚不對其構成致命威脅。中東路事件甫一發生，他就指示張學良：“即使其來挑釁，則我軍應照集中於預定之防禦線暫取守勢，萬不可在邊境與之對抗。”

當時蔣介石所說的“攘外安內”，和人們更熟悉的30年代其大力強調時的內涵不盡相同。此時，安內對象包括共產黨，但主要是針對反蔣的地方實力派；攘外則包括所有以不平等態度對華的國家，最主要的又指蘇俄和日本。攘外安內，安內是絕對的中心，並以武力為基本訴求。與安內相比，攘外還只是虛晃一槍。對蔣而言，外部壓力既還沒有迫切到威脅其生存的程度，應付內部反對派又確須打出對外的旗幟，因此，攘外的宣傳意義遠大于實際作為。這時其“攘外必先安內”口號和歷史上以攘外為安內之號召的做法更為接近。

蔣介石再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內”是在1931年夏，當時，國內、國際形勢再趨緊張。由於蔣介石不斷加強對中共武裝力量的進攻，國共內戰愈趨激烈；看押胡漢民引發的甯粵之爭也愈演愈烈，大有再起武力衝突之勢；再加上當年長江流域爆發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千萬災民流離失所，政府焦頭爛額。同時，日本對東北的壓迫日甚一日，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接連發生。蔣介石自稱當時“天災人禍，怵目痛心”，“外侮紛來，內亂頻乘”。

局面岌芨乎又有失控之勢,嚴峻的內外危機又一次使蔣介石想到“攘外必先安內”。7月23日，他通電全國強調：“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者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之秋，自應以臥薪嚐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他認為：“此次若無粵中叛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義。故不先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逆粵，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這時之安內，主要已是對中共而言，反對派武裝退居其次；攘外則針對日本、蘇俄及對華有不平等條約和各種侵略行為的國家，主要又針對日本。安內攘外，安內仍是核心所在。

總體而言，九一八事變前，在中國尚未遭受大舉侵略的背景下，“攘外必先安內”並不具有強烈的針對性，其實際意義和影響均較有限。攘外基本限於口號宣傳，尚未真正落到實處。蔣介石重提“攘外必先安內”後一個多月，日本即乘中國“內部仍紛爭不已，對滿洲問題恐難作出強烈反應”。日本之發動九一八事變，這對蔣介石武力安內政策不啻是一大諷刺。

隨著形勢的變化，“攘外必先安內”已經具有了不同的意義。“九一八”前，將攘外懸為未來的目標還頗能引起人們的同情與期盼，而“九一八”後，攘外的迫切要求則使人們難以接受先安內的判斷。在領土主權遭受野蠻侵略，民族面臨生存危機背景下，堅持強調安內，和民眾期盼政府維護領土主權、民族尊嚴的願望確實相距太遠，對民眾心理的打擊是相當沉重的。當時有人提出：“我們要救中國，首先要統一，要統一中國，就需要認真對日宣戰。”

然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基點畢竟還是立足于先安內。蔣雖屢屢以“最後關頭”為辭，表明並渲泄對日本侵略的強烈憤怒和抵抗情緒，但是根據他的說法：“以我陸海空軍之備之不能咄嗟充實，必至沿海各地及長江流域，在三日內悉為敵人所蹂躪，全國政治、軍事、交通、金融脈絡悉斷，雖欲屈服而不可得。”抵抗畢竟是為了生存，既然抵抗尚不足以求生存，現實的道路便只能是妥協。抵抗的未來目標和妥協的現實道路在這裏悄悄地結合在一起。因此，“最後關頭”既是他在日本壓迫威脅其整個生存時，將不惜犧牲、全力一戰真實想法的體現；又是他退避鋒芒、忍耐求和，藉以拖延攤牌時間的策略。

蔣中正對於“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在審時度勢有其嚴重的失誤，他也太低估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導致日本看出其政策上的缺陷；他也高估了自己統一中國的能力(在掌控地方軍隊上也看得出來)，而且自己的政治野心也太大，綜合來說他的决策失誤絕對是要對日本全面侵華負上主要責任。我表示完全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