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history

北宋開國君主趙匡胤鑑於唐末五代地方權力過重，中央與之失去平衡的弊病，與及藩鎮割據的情況，於是實行強榦弱枝政策。強榦弱枝即將地方的權力集中到中央，中央權力又集中於皇帝。無可否認，這政策將唐末五代藩鎮割據，武人擅政的積弊革除，但因矯枉過正，終導致北宋長期貧弱。現據史實論述如下：

首先，強榦弱枝的最重要措施，就是設法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兵權。北宋立國初年，宋太祖即取消殿前都點檢和副都點檢，另設馬步殿前三個都指揮使，即所謂「三帥」來分統禁軍，削弱了禁軍統領的軍權；又次一級的軍官則用一些資望較淺，容易駕馭的人充任，且時常更調，目的在使「兵無常帥，帥無常師」。此外，還實行「更戍法」，分遣禁軍戍守邊境，軍隊的駐屯地又時常更換，統兵將帥則長駐防地，不隨士兵行動，說是練習勤，平均勞逸，實則使「將不得專其兵，兵不至於驕惰」，將領無從擁兵自重。另外，兵制中分禁兵、廂兵、鄉兵。禁兵是中央的衛兵，用來保衛皇室、京都及鎮戍地方；但宋的禁兵專取軍民中強壯者充當，訓練較嚴，裝備較好，糧賜優厚，人數最多。相反地方上的廂兵只是老弱殘兵，缺乏訓練。這些兵種，只有直接控制在中央的禁兵最強，且一半駐京師，一半守各地，所謂「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

但這種內重外輕、內外相制的軍事安排，卻造成北宋的積弱。因宋初即處於不利形勢，北方強遼、西夏壓境，北方燕雲十六州未收復，如今強榦弱枝，地方力量，與中央失平衡。這種「守內虛外」部署，首先造成了邊防上防禦力量的弱點。且過分集中軍權，實行兵將分離，養兵雖多，卻指揮不靈，造成戰鬥力弱，統兵的將帥沒有作戰的指揮權，不但必須按皇帝制定的陣圖作戰，而且受皇帝派去監軍的內臣許多行動上的限制。故此在與遼、夏、金的交戰中，宋軍屢戰屢敗，北宋對遼戰爭中，81戰僅1勝；仁宗時全力對付西夏，也只得暫時歲賜求和。北宋外患為歷朝之最嚴重，終因靖康之難而亡，這與北宋行強榦弱枝政策有關。

這兵制也給宋政府帶來沉重財政負擔。開國時兵數僅16萬，其後兵數漸多，質素反差，到仁宗慶曆年間，兵數達到125萬9千。龐大的軍隊成為財政上最大的開支，養兵費佔全國歲入的六分之五，令財政枯竭。加上軍事上不敵外族，往往又以議和方式了事，結果，連年不絕的歲輸也令北宋財政負擔更加沉重。

強榦弱枝政策在行政方面可從政權的集中見到。對中央官僚的權柄，大加限制，削弱相權，設樞密院掌軍事，三司使掌財政，宰相只負責一般行政事務。宋政府還提高了給事中、諫議大夫等台諫官的地位，不再作為宰相轄下的屬官；真宗時又設立諫院，脫離宰相而獨立，權勢地位與宰相相等，可以任意彈劾執政大臣，而不一定要有實據，即使奏彈不當也不加懲罰，這樣通過相權的分割削弱而使權力總攬於皇帝手裏。而且，為了加強皇權，防止大臣權勢過重，官員長期在職專權，於是實施官職分離，所謂「官與職殊，名與實分」官制中有官、職、差遣之分；官是官級，只拿俸祿；職是資格，即甚麼閣的大學士之類；差遣才是實職，正式執行權力的職務，因此做官不一定有實際工作，只有差遣才是實際職務。

分割削弱相權，官職分離造成吏治的敗壞。宋太祖為了加強皇權，多置機構，加設副職，官職分離，互相牽制等辦法，削弱了軍政大臣獨立掌握的權力，事無大小都要皇帝裁決。官僚機構龐大而運轉不靈，尤其差遣之設及日後科舉膨脹，造成冗官的問題。真宗時全國官吏不過萬餘人，至英宗時，竟增至2萬4千多人，而宗室吏員，也有1萬5千人，冗官冗吏導致財政日益枯竭，國用不足。且諫官權大，輕易彈人，大臣間猜疑傾軋，宋代人才輩出，而大多不能重用，即使偶有能人賢者在任，也因議論多，互相牽制，空有良謀善策而無法施行，范仲淹便是一明顯例子。本官不管本職，本職不干本事，用人必疑，猜防過重，始用即罷，官員難有發揮，政治自然難有起色。此外，官場亦形成苟且因循，坐待升遷，貪污腐化，賄賂公行之風；這種官僚內政的腐敗不振，實乃強榦弱枝政策下的惡果。

宋朝在地方行政上，也貫徹「弱枝」的原則，把地方權力集於中央。首先，地方官吏由皇帝直接任免，用文臣知州事，州官人選，概用文人，「列郡用京官權知，三年一換」，不得連任，並設「通判」以分其權。通判名義上，是知州的副手，實際上權力很大，知州的命令要他聯署才生效，通判更可直接向皇帝報告，使地方長官不能專權。各路又設帥、漕、倉、憲四個監司，負責兵工民事、地方財政、倉務救恤和提點刑獄。四司同為中央派往地方監察地方政事者。至於地方上的財政，規定各路州縣收來的租賦，除必須開支外，一律由轉運使轉運京師。另外，地方稅收由中央派京官到各地監收。地方上的司法權也受削弱，如死刑的案件，要經中央刑部審核才能處決。又常派京官至各地視察，有時還派人到一些地區專管司法之事。總之，慕求地方上軍、政、財、法都受中央控制、監察。

可惜，這矯枉過正的政策，令地方上的行政始終不上軌道，地方上欠缺財政從事建設，遇有民變或外族入侵時則更不能抵抗，地方財政費用無以支付，只得徵取於民，助長了地方官吏的貪污和搾取，強榦弱枝，終導致地方各方面的不足和腐敗。南宋時的朱熹說過「本朝鑑於五代藩鎮之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正好說明地方上的貧弱。

強榦弱枝政策，沒錯能消除了唐末五代以來的藩鎮割據，地方擁兵自重的弊端，可是北宋沒有適時作出的調整，由於矯枉過正，致使無論中央或地方的一切權力都收於中央，集於皇帝，對整個國家來說是另一種危機，不單弄致外患為禍，也導致民變發生。北宋長期積弱，最終滅亡，實與強榦弱枝政策有密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