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的衰亡

東漢外戚、宦官交替擅權之原因：
東漢中葉以後，外戚宦官交替擅權，互相傾軋，原因有以下數端:

光武帝時，事歸台閣，相權遭受削弱，伏下宦官及外戚日後擅權之機。
和帝以後，君主多幼即位，母后臨朝，援引外戚輔政。
及君主年長，即任用宦官打擊外戚，奪回政權。
及另一幼主嗣位，新外戚又隨之掌政；外戚宦官遂交替擅權。
東漢黨錮之禍的背景：
東漢戚宦相爭，先後出現了兩次黨錮之禍，對漢室政權打擊尤大，黨錮之禍發生的原因有下列各端:

東漢自光武帝獎勵氣節，士人多能敢言直諫。
東漢末年，宦官勢盛，朝政日非，為「清議」所不容。
外戚與宦官相爭，外戚多爭取太學生之聲援，及外戚失敗，遂成為士人與宦官間之衝突，黨錮之禍由此而起。
經過：

第一次：

東漢桓帝時，宦官黨羽遍布州郡，荼毒人民；當時京師太學生三萬餘人，以郭泰、賈彪為首，與朝臣李膺、陳蕃等結合，主持清議，批評朝政，攻擊宦官。
宦官使人上書告李膺專養太學游士，共為朋黨，誹議朝政。桓帝下詔捕李膺等二百餘人入獄，並罷黜陳蕃，後雖赦歸故里，乃禁錮終身。
第二次：

東漢靈帝繼位，實太后臨朝，由竇武、陳蕃共同輔政，謀誅宦官。
事為宦官曹節所聞，乃先發制人，誣稱竇武、陳蕃陰謀廢立，矯詔殺之。竇、陳之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
翌年，宦官復羅織罪名、搜捕黨人，李膺、杜密等被殺、監禁、流徙者達六、七百人，連親屬、門生、故舊也一律免官禁錮。
黨錮之禍影響：
東漢兩次黨錮之禍對東漢政治、社會影響尤大，現就其影響分述如下:

兩次黨錮之禍後，朝政盡入宦官之手，各州郡遭受荼毒，民生困苦，遂引致黃巾之亂。
由於黨錮之禍，正直之士飽受摧殘，形成人才凋零，政治日趨腐敗。
黨錮之禍摧殘士風，士人不復重視名教，引致魏?南北朝士風墮落，開啟魏晉清談之風。
總言之，外戚與宦官爭權，使政治日益腐敗，民不聊生，終引發黃巾之亂，為平亂賦予地方軍政大權，造成州牧割據之局面，東漢遂覆亡。

東漢的政治自明、章以後，因外戚、宦官之爭，日益黑暗。一些士大夫對此痛心疾首。他們對於宦官的專橫尤其痛恨，並時加抨擊。宦官見自己的「尾巴」被踏，乃對士大夫作出反噬，遂釀成「黨錮之禍」。

東漢的「黨錮之禍」，是指專權的宦官藉皇帝之力，將反對他們的士大夫和太學生誣告為「黨人」而加以禁錮。大規模的「黨錮之禍」共有兩次，分別發生在桓帝、靈帝時。公元166年，朝臣李膺、陳蕃和太學生郭泰、賈彪等聯合，猛烈抨擊宦官亂政。操縱桓帝的宦官就矯詔以「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的罪名，把李膺等二百多名「黨人」關進監牢，後來雖赦歸故里，卻禁錮終身，不准為官。靈帝即位後，外戚竇武專政，起用「黨人」，並與太傅陳蕃合謀誅滅宦官。結果事洩，竇武、陳蕃被害，宦官再次大肆捕殺「黨人」，被囚監、殺戮及流放的達六、七百人，並且株連及五族、師生，全部免官禁錮。其波及之廣、殘害之深，比第一次「黨錮之禍」更厲害。

「黨錮之禍」在東漢後期的朝野間造成很大的震動。它使賢良忠義之士多受株連、慘遭迫害。士人目睹黨禍之慘烈，為之寒心，便不問政治，明哲保身。

如果說戚宦之爭是東漢政治的傷口，黨錮之禍則是在這個傷口上剜上一刀，使這個傷口更傷、更痛，把東漢進一步推上死亡的邊緣。

東漢，又稱後漢，是中國古代的一個朝代，與西漢合稱漢朝。西漢與東漢之間有一個新朝，後被東漢所取代。東漢亦是漢朝的一部分，與西漢不同的是，東漢乃建都洛陽，而西漢則建都長安。
政治局面的惡化（公元159年~189年）
公元159年，漢桓帝聯合宦官一起誅滅了梁氏。漢桓帝將與他同謀的十三個宦官封侯，宦官開始成為東漢政權的主導力量。問題是，宦官的腐敗比外戚更甚。這引起了很多士大夫的不滿，他們與外戚聯合，一同對抗宦官。宦官當然不願意放棄權力，雙方鬥爭激烈。最終導致了兩次黨錮之禍，正直的士大夫全被排斥出政府。漢靈帝比桓帝更信用宦官，他曾指著兩個惡名昭著的宦官說：「張讓是我父，趙忠是我母。」。漢靈帝把朝政全交給宦官，使政局更為惡化。公元184年，黃巾起義爆發，東漢政府陷入混亂。黨錮終於被解除，但已經太遲了。

名存實亡的政府（公元189年~220年）
公元189年，漢靈帝去世，漢少帝劉辯即位。外戚何進掌控政府，他打算鏟除宦官勢力。但是少帝的母親何太后反對。此時，士大夫領袖袁紹提出建議，讓董卓進京，逼迫太后答應。何進同意了他的建議，一場鏟除宦官的計劃開始了。
然而，事情不幸泄漏。宦官當然不願意坐以待斃，他們先下手為強，幹掉了何進。袁紹聞訊立即率軍攻入皇宮，對宦官進行屠殺。張讓挾持漢少帝逃走，追兵趕到，他自殺身亡。可此時董卓的勢力已經到達京城，外戚和宦官的勢力同歸於盡，董卓控制了中央政府。
董卓只是一個殘暴的軍閥，沒有政治頭腦。為了樹立威望，他首先廢掉了漢少帝，立他的弟弟劉協為帝，即漢獻帝。公元190年，他又把漢少帝和何太后一起殺掉。這種倒行逆施的行徑引起了地方勢力的不滿。他們推舉袁紹為代表，組成關東聯軍討伐董卓。雖然這次戰爭虎頭蛇尾，未能達到目的，但仍使董卓感到不安。他挾持皇帝遷都到長安，並且焚燒了洛陽，經營多年的洛陽城毀於一旦。與此同時，各地的地方軍閥紛紛積極擴充自己的勢力，中央政府的威望蕩然無存。
公元 192年，大臣王允唆使董卓的部將呂布殺掉董卓，下令大赦。中央政府的權威一度恢復。然而不久之後，董卓的部將李傕、郭汜卷土重來，王允被殺，中央政府再度陷入混亂。公元195年，李傕、郭汜發生內斗，劉協和群臣逃出長安，回到洛陽。可洛陽早已是一片廢墟，漢獻帝陷入窘迫的處境。
這個時候，曹操採納了謀士的建議「挾天子以令諸侯」。他率軍隊迎接漢獻帝，將他移到自己的地盤許昌。曹操成為中央政府的實際首腦，漢獻帝只是一個傀儡。曹操後來受九錫，封為魏王，他只是未取帝位而已。地方上也逐漸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公元220年，曹操的兒子曹丕繼承他魏王的爵位後，命漢獻帝禪讓。東漢王朝滅亡，計12帝，195年。

1. 東漢外戚宦官相爭的原因：



東漢光武中興，跟著二帝亦有「明章之治」，但自和帝以後，外戚宦官交替專政，朝政漸壞，終至覆亡。戚宦相爭的原因，有以下數端：



１. 外戚亂政

從西漢起，君主多任外戚為輔，漢武帝雄才大略，獨攬事權，重用內朝的尚書，削弱外朝的丞相權力，更以外戚任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及至光武帝，不信任外朝三公，而事歸內朝的尚書台，外朝的相權轉趨低落，其後，外戚往往憑藉充任大將軍錄尚書事而獲得權柄，外戚勢力愈盛。



２. 宦官得勢

漢武帝晚年，以宦官主持中書，典尚書奏章，後逐漸用事，光武中興，宮中悉用閹人，於是宦官得掌中常侍、黃門令等內朝要職，具審察尚書台的權力，易於參預內朝決策，而因三公權力被削，外朝失卻制衡力量，宦官遂得以掌權弄政。



３. 君主年幼

東漢自和帝起，君主大多短壽，新君年幼繼位，少者如殤帝僅三個月，長者如桓帝十五，無力親政，常由母后臨朝聽政，援引父兄輔政，形成外戚專政之局。



４. 君主奪權

　　及君主長大，不堪外戚專政，為求親政，而其時朝中大臣多為外戚控制，君主乃依靠身邊心腹宦官剷除外戚，奪回政權，於是又形成宦官擅權之局，後另一年幼新君繼位，新外戚又重掌政權，遂於宦官循環爭權擅政。



總的來說，東漢從和帝到質帝期間，外戚權力較重，桓帝即位以後，宦官爭得優勢，兩者反覆鬥爭百年之久，直至東漢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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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戚宦相爭與東漢衰亡的關係＼戚宦相爭的影響：



東漢自和帝始，君主多幼弱無能，外戚宦官相爭，交替執政，以致政治腐敗，促成東漢之滅亡。以下分析戚宦相爭，與東漢衰亡的關係：



１. 混亂朝政

外戚與宦官相爭，交替擅權，無論那方得勢，皆任用親信排斥異己，擾亂朝政，尤其宦官大多無德、無才之輩，種下東漢衰亡的禍根。



２. 引起黨禍

在戚宦相爭的過程中，正直的朝臣與太學生起而批評，形成清議，桓帝時宦官得勢，清議矛頭直指宦官，後宦官遂大肆報復，終釀成兩次黨錮之禍，忠良盡去動搖國本。



３. 激起民變

外戚與宦官輪流控制朝政，結黨營私，橫徵暴歛，殘害百姓，民皆怨憤，終引致漢末大規模的黃巾之亂，國家元氣大傷。



４. 招致覆亡

　　少帝時宦官勢力仍盛，外戚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密謀令涼州牧董卓進京，盡誅宦官，惟東漢本巳元氣大傷，董卓乃乘機入京，專權廢少帝，立獻帝，後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東漢名存實亡。



東漢政局除初期外，一直陷於戚宦交替專權之中，延連80多年直至東漢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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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東漢黨錮之禍的背景（成因）：



東漢自和帝起，外戚宦官相繼亂政，部分正直之士大為不滿，批評朝政，終釀成兩次黨錮之禍。現析述其背景成因如下：



１. 崇尚氣節

東漢光武弘揚儒學，獎勵氣節，一般士人大都崇尚名節，在朝在野均能敢言直諫，指斥奸佞，議論朝政，品評人物，士林中逐漸形成清議之風。



２. 學生議政

東漢中後期，京師太學生增至三萬餘人，目睹戚宦相爭，國事日非，深為激憤，乃放言議政，與朝中正直大臣及在野名士互通聲氣，形成一股強大的輿論勢力，使太學成為議政中心。



３. 宦官弄權

漢末桓靈兩朝，宦官弄權，政治黑暗，朝野清議直指宦官，宦官不滿其批評，乃倚仗本身權勢，大興黨獄，造成黨錮之禍。



桓靈兩朝，先後發生兩次大規模的黨錮之禍，二十餘年間摧折很多有節氣的士人，宦官的擅政局面達至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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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東漢黨錮之禍的經過：



東漢自和帝起，外戚宦官相繼亂政，部分正直之士大為不滿，批評朝政終，釀成兩次黨錮之禍。現析述其經過如下：



第一次黨錮之禍



１. 東漢桓帝時，宦官的權勢到達了頂點，他們把持朝政為非作歹，引起部分正直士大夫的不滿，太尉陳藩，司隸校尉李膺，聯合以郭泰、賈彪為首的太學生主持清議，批評朝政，對宦官專權進行猛烈抨擊。



２. 延熹九年(166年) ，李膺依法捕殺與宦官勾結、教子殺人的方士張成，宦官單超乘機指使張成弟子牢脩，誣告李膺等人蓄養太學游士，結為朋黨誹謗朝政。



３. 桓帝遂下令逮捕李膺及名士范滂等200餘人下獄，陳藩亦因上諫而被免職，後得外戚竇武幫助，黨人終倖免於難，放歸田里，禁錮終身（奪去任官權利），此乃第一次黨錮之禍。



第二次黨錮之禍



１. 靈帝繼位後，外戚竇武與名士陳藩輔政，復起用李膺及其他黨人，謀誅宦官，但事機不密為宦官曹節、王甫得知，乃誣告竇武、陳藩陰謀廢主，並矯詔以禁軍殺之，宦官重掌政權。



２. 建寧二年，宦官侯覽侵奪百姓田宅，強搶民女，被山陽郡張儉上書告發，侯覽乃使黨羽誣告張儉結黨謀反。



３. 宦官借張儉事件大捕過去黨人李膺、杜密等100多人，被殺、流徙、監禁者達六七百人，黨人之親屬、門生、故吏千餘人令遭免官禁錮終身，至黃巾亂起始獲赦，這就是第二次黨錮之禍。



東漢的黨錮之禍，前後持續了18年，在東漢後期的朝野造成頗大的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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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東漢黨錮之禍的影響：



東漢自和帝起，外戚宦官相繼亂政，部分正直之士大為不滿，批評朝政，終釀成兩次黨錮之禍。現析述其影響如下：



１. 人才凋零

桓靈兩朝歷時十多年的兩次黨錮之禍，摧折朝野賢良，牽連甚鉅，正直之士，多被指為「黨人」，以致國家人才凋零，朝廷全為宦官及其黨羽控制，政事日壞。



２. 加劇宦禍

黨錮之禍，賢士誅逐既盡，宦官益更無所憚忌，為所欲為，最後招至董卓以誅滅宦官為口實，帶兵入京，社稷由是傾頹。



３. 動搖國本

宦官在黨錮之禍中得勝，氣焰更盛，不單政治更趨腐敗，州郡也飽受荼毒，民不聊生，促成黃巾之亂，其後雖能勉強平定，卻動搖了國本，且又造成州牧割據的局面。



４. 開啟清談

　　黨錮之禍起於直言批評朝政，因牽連甚廣，摧殘士氣，士人為保性命，多避談政治，不理世務，轉而空談玄理，開魏晉以玄學為主要內容的「清談」風氣，士風為之墮落。



總結而言，黨錮之禍是東漢衰亡的一大主因，在曹丕襲爵，迫獻帝讓位後，東漢正式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