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為什麼能統一六國?

經過春秋戰國四百多年的紛亂局面, 在歷史條件的配合下, 秦始皇終於公元前二二一年滅六國, 一統天下。 誠如錢穆於國史大綱言:　秦人一統天下對中國歷史發展意義重大，　為中國史第一次走上全國大一統的路，　此不專因於秦國地勢之險塞及其兵力之強盛，　而最重要的是當時一般意向所促成。　現就秦統一因素分述如下：　


　　　　首先，在地利方面:　秦得據關中地勢之利, 土地肥饒廣闊, 又有殽函為障, 有四面別山河之固, 閉關自守, 列國不能攻, 開關破敵, 諸侯不能禦, 進可攻, 退可守, 獨擅其,利，　六國對秦莫可奈何。<史記‧范睢傳>云:「大王之國, 四塞以為固, 北有甘泉為界, 南帶涇渭, 右隴蜀, 左關阪, 奮擊百萬, 戰車千乘, 利則出攻, 不利則入守, 此天發之地也。」自併巴蜀之後, 西土之地皆為秦有,秦強而無後顧之憂, 故能集中力量向東方發展。反觀其時各國互相銜接, 無山河之險, 兩者對比之下, 形勢自遜於秦國。


　　　　其次，　秦國民雜西戎, 民風強悍, 而關東三晉民風較秦為弱, 心理上對秦人極為畏懼, 最東的齊國其民風又較之晉為怯弱。而就各國的民間經濟情況而言，　秦國最貧弱, 齊民最富庶, 三晉則介乎兩者之間, 故當時的情形是地區位置愈東愈富庶, 愈西愈貧弱, 愈西愈強悍。以富家子弟去擋貧窮勇悍的士卒, 自然無法攻勝, 故秦國士卒雖赤膞上陣, 但勇氣百倍; 東方士卒雖披戰甲執利兵, 一旦遇到秦兵, 內心自生怯意, 不戰而潰。

　　另一方面，　秦國領土向為中國最佳的戰馬產區, 所以騎兵特強, 以悍兵乘壯馬, 如虎添翼, 絕非東方怯弱善用步兵的國家所能抗拒。 當時只有趙國北境也產戰馬, 訓練騎兵, 所以戰國時代能與秦一抗高下的只有趙國; 及秦趙長平會戰, 趙括為白起所騙, 大敗於長平, 喪師數十萬後, 東方各國己精神崩潰, 不戰自亂, 這也是促成秦國統一天下的重要原因。

　　又秦人僻處西隀, 關東諸國素以戎狄視之, 故極少參加東方諸侯的會盟和征伐, 於列國兵戈擾攘之時, 獨得閉關休養, 培植國力, 又因地廣人稀, 召地狹人稠的三晉人民入秦任耕, 使自己的人民任戰，秦國在以逸制勞之下, 不為諸國所乘。<史記‧秦本紀＞記載:「諸侯力政, 爭相併。秦僻在雍州, 不與中原諸侯會盟,….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 招戰士, 明功賞。」

　　　秦始皇自翦滅呂不韋後, 掌握了全國政權, 此時秦國的國力己強大，　成為當時七國中最強大的國家。當時秦的東郡、三川郡、南陽郡己深入中原地區, 成為進攻六國的根據地。就整個而看, 己秦己佔有地,利又能堅定政策, 民風強悍, 君主有雄心, 在此種有利條件連結下, 國力自然雄厚。

　　　就內政外交方面而論：秦國數世君主如孝公、昭襄王、始皇帝皆能高遠矚, 發憤圖強, 他們以霸諸侯、一天下為己任, 又能任用賢人, 如秦穆公用百里奚、蹇叔, 孝公用商鞅, 昭王用范,睢始皇用李斯等。此外, 自孝公以後, 任用法家, 紀律嚴明, 賞罰分明; 又推行良好制度如廢井田, 開阡陌, 置郡縣, 設令丞等，　有助於國家富強, 與當時六國君主之貪圖苟安截然不同, 其成功自非倖致。

　　秦始皇即位後, 一反過去呂不韋的雜家政策, 徹底遵行商鞅擬下的法度, 對法家思想之李斯極見重用。商鞅雖為秦所誅, 但他所訂下的法律政策卻依然不變。反觀六國之政策不一, 多以自己利益為大前題, 各疑其心, 蘇秦雖曾倡議合縱政策, 但由於未能集中力量與同心一意而終招失敗。相反地, 秦則一意消滅六國為目的, 軍民上下同心一致。

　　　秦自立國以來, 僻處中國西北部, 不論在經濟、文化各方面均落後, 其時東方國家文化、政治、經濟已相當發達, 相對之下, 秦國是一個未上軌道的國家。孝公用商君之議, 實行變法, 廢井田, 開阡陌, 加速農業發展, 土地財富, 漸集中央, 奠定富強基礎。又開發山林, 物產由是富厚, 更厲行法治, 國法由是一新。秦勢力增強成為當時第一強國。

　　　　秦之所以霸天下, 自商鞅變法以來, 把過去一切貴族領主制度廢棄, 而易以人才政治, 故人才為所用。 反觀六國之中, 其政制多以貴族或宗室利益為主, 他們更有操縱國君之權力, 如每立新君時, 均有公子爭位之內戰, 又如齊國家族以田氏為主, 歷代國君將相多出田姓, 否則無問津機會, 如楚國家族之屈、昭、景三姓, 歷代君主將相皆多出此, 而此等宗族貴顯多以本身利益為先, 國家利益則次之。反觀秦國自變法以來, 一反貴族專政制度, 而易之以人才政治, 於是六國之中, 有才幹而無出路者, 多投效秦國。其他優良制度, 如編造戶籍, 普設郡縣, 廢井田, 開阡陌, 統一度量衡等別國所未有, 這些制度都助於秦國的富強。

　　　誠如錢穆所言：秦之富強得東方遊士之力為多，此言非虛。秦孝公以後, 數代君主及臣屬多傑出之士, 而且更廣求外地人才, 不問國籍地位, 凡有富國強兵之術或其他突出表現者, 均見重用, 故一時國之人才入秦者, 大不乏人。秦穆公時, 先後重用百里奚、蹇叔等, 使秦國接受了東方各的先進文化, 推動了國家的進步, 由一個落後的小國成為春五霸之一。孝公又任用商鞅, 改革了秦人落後的社會制度和風俗習慣, 使秦國經濟得到充份發展, 成為當時先進國家。惠文王之用張儀, 昭襄王之用范睢, 始皇帝之用李斯, 他們都非秦人, 卻能得位列相卿, 權力遠超秦國諸公子, 人才較六國為盛, 故一時諸侯莫能拒抗。

　　　秦統一中國, 部份原因是由於國策運用巧妙與適當所致。秦國初用商鞅變法, 奠定富強基礎, 其後用張儀「連橫」之說, 粉碎六國聯合陣線, 繼用范「遠交近攻」之計, 削弱韓、魏國力, 最後採用李斯之謀, 離間六國君臣大將, 分化反抗力量, 使其互相猜忌, 是六國輕易地次第被吞併。

　　　除了秦國本身條件外，　時代客觀因素也很重要。秦始重之統一事業正順應歷史發展和符合人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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