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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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原名鄧先聖、學名希賢，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男，四川廣安人，中國政治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81年至1990年擔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稱作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黨和國家的第二代領導核心（第一代領導核心是毛澤東）。

鄧小平一生從來不曾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的頭銜（僅在五十年代曾擔任黨的總書記——當時的最高領導人是毛澤東），但他被認為是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的實際最高領導人。他是改革開放及一國兩制提議者，中國共產黨將以他的政治理念為核心的理論稱為鄧小平理論。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的政策幾乎影響到了20世紀後期每個中國人，也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世界。他共有八次成為《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兩次當選該刊「年度風雲人物」（1978年和1985年）。

在1978年底以前，鄧小平還不是黨內最高領導人，華國鋒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身份繼續領導中國發展，鄧則是黨內四個副主席之一（另三人是葉劍英、李先念和汪東興）。華國鋒被認為與鄧小平在政治路線上相左：華國鋒雖解決了四人幫和停止了文革，但文革時期的許多問題並沒有得到徹底解決——包括自1958年以來數百萬被劃歸右派的共產黨成員和文革時被打倒的大多數人，他們和他們的家屬、親人沒有停止過對這些本質性問題的追究。華國鋒基本維持了文革後期的政治思路，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1977年2月7日發表的《學好文件抓住綱》，此話即是後來被中國共產黨所批判的「兩個凡是」）作為其政治理念。「兩個凡是」的演變結果則是華國鋒遭到了黨內以鄧小平為首的人抵制，並成為鄧小平在接下來近兩年中對華國鋒所批評的最主要觀點。

1977年，鄧小平以主管科技文化的國務院副總理身份恢復了日後對中國具有深遠影響的高考，令中國所有學校重新通過統一考試招收新生。在1978年初，鄧小平在當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將知識分子的政治定位從文革時期的底層扭轉稱為「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改變了自文革以來知識分子飽受歧視的現象。此舉由於在實質上是改變了共產黨在文革時期的一大政策，因而在黨內引發諸多不同聲音，鄧以及他的支持者在政治局的支持和華國鋒的默許下平息了黨內分歧，也令自己的政治地位大幅提高。

1978年2月26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了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在本世紀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們國家進入世界先進行列。」。但鄧小平在實施自己的戰略前，必須先解決他和華國鋒之間的路線分歧。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由鄧的親信胡耀邦進行審定後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明顯是在批評擁護「兩個凡是」的華國鋒與汪東興。這篇文章在全國被廣泛轉載，為鄧小平上臺做好了輿論基礎。此後不久，包括中國各大軍區、各省市在內都進行了廣泛討論。深具現實主義特點的政治理念被人認為是鄧小平贏得這次政治博弈的因素。在黨內，葉劍英、李先念、陳雲、胡耀邦等人宣佈支持鄧的理念，而華國鋒、汪東興一部則成為少數。這最終導致中國共產黨內決定在本年度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由葉劍英、鄧小平接管了中國的政治大權。

同年4月5日，中共中央宣佈開始為1958年以來錯劃右派的人進行平反。這個由胡耀邦帶頭的行動得到了當時大部分中國人的贊許，也令胡耀邦的改革者身份的到廣泛傳播。此次對錯劃右派的改正工作在1980年基本結束，將原來97%以上的原「右派」進行了平反。平反活動中質疑共產黨的聲音被更多的贊許聲所壓制，因而改革取得的進展和成效都令人滿意。

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華國鋒依照傳統形式進行了自我批評，結束了他的最高領導生涯（華辭去其全部領導職務是在數年後）。這次會議確立了鄧小平實際最高領導者的地位，也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歷史性的轉變，中國由毛澤東時代進入鄧小平時代。中國共產黨不再以階級鬥爭為政策中心，而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會議再度重申實事求是和解放思想，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提出要搞「四個現代化」與「政治路線上最根本的撥亂反正」。會議結束前北京市委又宣佈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這次會議上，陳雲被增選為中央副主席，胡耀邦、鄧穎超、王震等鄧小平的支持者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

1979年著名的西單民主牆被清理，隨後逮捕了人權主義者魏京生，鄧小平認為魏京生等人代表的只是反民主的思想。為了貫徹幹部隊伍年輕化的路線，鄧小平辭去了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並提名他原來的部下楊得志繼任。之後1980年2月23日，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胡耀邦和趙紫陽進入政治局常委會。鄧小平還決定改革軍隊，裁軍100萬。並且開始進行法制化建設。1980年8月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趙紫陽取代華國鋒出任國務院總理，鄧小平也辭去了副總理的職務。1981年華國鋒的黨主席職務又被於1980年2月已任黨總書記的胡耀邦取代。

中共官方稱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理論的創立者」。

他把中國大陸推入現代化之路，並使其發展之勢成為定局。他的最大貢獻就是主張改革開放。「鄧小平在1979年至1993年的改革是任何時期對人類福利的最大提高」，這句話大概也是對鄧小平改革的真實評價，因為他的改革影響了億萬人，並確實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水準。

鄧小平的政策打開了中國的國門。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的經濟取得了巨大發展。鄧小平去世後，中國經濟保持平均每年8%的高增長，即時是在世界經濟低迷時依然如此，而八十年代的高通貨膨脹也得到抑止。政治上中國人也拋棄了以往的條條框框，能夠更自由地與國際接觸，中國共產黨的管理以及人事安排在某種程度上實現制度化。中國今天的成就有目共睹，鄧小平無疑起了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鄧小平的另一大成就是重開了全國高考。與他的另一大事計劃生育齊名，高考是中國20年來，被最公正公平執行的制度。高考讓中國大批有能青年有了獲得普遍承認的機會，讓廣大貧困家庭有了另一個改變命運的途徑。在海外，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鄧的理念是，先推進科學，然後民主。

鄧小平還在全國推行了強迫性的英語教育。這在西方很多學者看來，是中華民族5000年歷史上一次巨大的讓步。歷史上，少數民族統治中國的時期，曾經嘗試過同時推行漢語和統治民族的語言，但先後都告失敗；每次都是實質上接受了漢族的同化。

鄧小平在六四事件中的處理，被很多人認為是他一生中的污點，這直接導致了中國政治體制變革的停滯甚至倒退。但也有很多人認為這是為了維持國家統一和政局穩定的被迫和必要之舉。

鄧小平的改革也帶來了許多問題。市場化令中國國有企業面臨危機，鄧小平對農業的改革到90年代已經不再管用，農民的生活質量與人均收入增長明顯不如八十年代, 貧富分化急遽加大，這些都是巨大的社會不安定因素。鄧小平主張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走向共同富裕」，從今天的現實來看，中國還明顯處於「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階段，貧富差距的急劇擴大已經得到了海內外的關注。為此近來中共中央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新理念，力圖在經濟效率和公平間找到平衡點。


對於鄧小平主導的改革的負面效果，有著兩種不同的解讀：

認為這是改革沒有徹底，特別是沒有進行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所造成的:
由於經濟市場化不徹底，政治不夠民主，輿論監督不夠自由，司法不夠獨立，致使政府部門或政府官員掌握干預經濟的過度權力，這是當今日愈演愈烈的權力尋租和腐敗問題的一個主要根源。
六四之後的中國在政治改革上更加保守，片面強調「在穩定壓倒一切」，政治與經濟改革的不同步，加劇了中國社會在轉型中的社會矛盾的不斷積累與深化。這些是今天改革中出現的社會矛盾加大等很多問題的根源。
任仲夷說鄧小平的不足主要是：沒有用他的巨大威望和影響，適時地實行他主張的政治體制改革（《炎黃春秋》2004年--8）。不少知識分子的看法與任一樣。
反對或質疑鄧小平改革政策本身的：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時候，沒有對致富手段做出有效的限制，也沒有對「先富帶動後富」提出具體的方式方法，本質是支持剝削，致使特權階級興起，許多改革成本從社會支付變成個人支付（實際是廣大弱勢群體支付），「共同富裕」成為一場「精神會餐」。
資本的逐利性，必然導致污染、過度開採、兩極分化、為富不仁等一系列對公共利益的損害。因此，正是市場經濟本身的規律（或者說中國經濟中生產資料私有制比重越來越大的趨勢的必然後果），拉大了貧富差距，導致了社會動蕩。
鄧小平自己曾說：「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但現實的結果卻正是中國的基尼係數不斷擴大，越來越遠離鄧的初衷。這就成了一個悖論：堅持鄧的路線反而可能違背鄧的理想。有人更明確指出：鄧和毛的經濟社會政策的根本分歧就在這裡——要效率，還是要公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