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認為辛亥革命對中國現代化有什麼影響?

歷史意義
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政府及中國實行二千餘年的皇帝制度。中國歷史上，都是以一個朝代代替另一個朝代，而辛亥革命，卻徹底推翻帝制，試圖建立新的政治體制--共和制。辛亥革命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儘管後來民主共和的規則受到北洋軍閥不同程度的破壞，甚至一度有短暫帝制的復辟，但他們都不能從根本上顛覆眾望所歸的共和國體。

當時中國人並沒有一個確切的治國方案，遂按照美國憲法，美國政治體制，實行總統共和制。儘管因為現實社會條件的限制和統治者們對約法的蔑視，例如孫文為約制袁世凱而隨意更改《民元約法》，袁世凱後來又因稱帝而中止了約法。民國初年並未能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但畢竟是中國首次試圖實行民主共和政體。辛亥革命後，真正的民主和共和並沒有得到實行，無論是北洋政府，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君臣關係是漢代董仲舒以來中國思想中「三綱五常」中三綱之首，皇帝不僅是政治上的權威，也是文化中諸多價值觀念的重要依據與合法性的來源，因此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除了打破了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之外，也對於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產生衝擊，因此在其後的新文化運動中會進一步出現打倒孔孟、「全盤西化」的思想。

辛亥革命極大地推動了民主、共和觀念在中國的傳播，民主共和的價值觀得到了確立。但帝制、專制思想並沒有立刻得到完全消除，仍有很大的社會基礎。

文化權威的消失，也造成這一代知識分子產生前所未有的焦慮感，加上民主主義沒有得到成功地施行，也因此如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尤以具有明確進程的共產主義為然，此外尚有國家社會主義）等具有完整系統的新價值體系，會在民初成為不少知識分子的新信仰。直到今日，在中國大陸，還是實行一黨獨大的政治體制，全盤西化的共產主義（馬列主義）仍然是官方的權威信條，而一些帝制時期的價值觀仍然以不同的形式起着作用。

辛亥革命各省獨立響應，使得中國進入長期的分裂之中，除了袁世凱曾在二次革命之後曾短暫大致統一全國之外，其他中華民國的政權都未能直接統治整個中國（如號稱統一的國民政府只能收到五個省的稅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國共產黨使中國再度統一。長期的分裂及戰亂，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建設造成很大的阻礙。

社會影響
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並不如想像中來得大。辛亥革命雖然常被稱作「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但當時中國其實缺乏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參與革命者也並非以資產階級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資產階級的進一步發展。而在傳統社會的改變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會頂層的滿人權貴，但中國傳統地方社會居領導地位的各省士紳及漢人舊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轉投向革命而獲得地位，反而更加鞏固他們的地位。

辛亥革命並沒有像西方資產積極革命那樣，重新建構社會結構。參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軍人，舊式官僚，各地士紳。這些人在辛亥革命後仍然掌握權力。中國貧窮的平民階層沒有參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後，生存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辛亥革命後的軍閥割據，大量戰亂及軍人政治才使傳統擁有知識和功名的士紳官僚力量漸衰，代之而起的是具軍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惡霸。

辛亥革命對於十八世紀後的人口劇增，清末的土地兼併以及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壓迫和經濟侵略等問題，沒有從根本上改觀。

對邊疆地區的影響
辛亥革命爆發前的革命組織，多以漢族為本位。他們提出「驅除韃虜」後所建的民國，往往指單限於以漢族為主的十八行省(武昌起義時所用的十八星旗即為佐證)；東北、內、外蒙、新疆與及西藏都被排除在外。辛亥革命爆發後，清朝權威下降，自顧不瑕，列強更趁機支持邊疆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如俄羅斯支持外蒙古獨立（包括唐努烏梁海地區），自此該地區開始了脫離中國的進程。

1910年，清朝藉故由趙爾豐率兩千軍隊，強行駐扎於拉薩，達賴喇嘛因此前往印度避難，而清朝則再次取消了達賴喇嘛的封號。在大吉嶺的達賴喇嘛開始與英國人接觸，希望通過英國、印度的幫助，使西藏獲得更大的自治。隨着辛亥革命爆發，各地發生兵變，趙爾豐在四川被殺，駐藏軍隊也採取行動，抓捕了清朝的駐藏大臣，但在隨後與藏軍的衝突中，被繳械投降，後全部被遣返內地。1913年1月，達賴喇嘛回到拉薩。袁世凱發電報，表示要恢復達賴喇嘛的封號，而達賴喇嘛在回覆中，則直接重申了他對西藏的全權統治，這份聲明甚至被部分西藏人看作「獨立宣言」。內地對西藏的影響急轉直下，而後西藏各地產生了「驅漢事件」。為了防止內地軍隊再次入藏，噶廈政府開始從英國購置軍火，絕大部分藏軍都被部署到西康，這也導致西藏北部疆域無法得到有力的維持。由於軍費開支的猛漲，更加劇了西藏的內部矛盾。中華民國政府由於忙於戰事，對西藏主要採取外交策略，特別是在國際場合不斷地強調對西藏的主權。英國儘管不支持西藏完全獨立，但西藏噶廈政府還是對其抱有很高的期待，1914年，雙方簽定協議，西藏噶廈政府將「東北邊境特區」割讓給了印度，也就是現在的阿魯那恰爾邦，對於此協議，中華民國以及後來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拒絕承認。

在馬來亞的影響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華人介入中國的革命活動是史無前例的，雖然革命活動主要在於挽救中國，但這一行動已對當地華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於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為：

馬新華人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
馬新華人團結力量的增長
新思想的湧現
政黨政治的影響
孫中山於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臨時總統後，許多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份子轉而支持孫中山。武昌起義後，馬來亞和新加坡各地華人剪掉辮子，另一方面，在同盟會和孫中山的號召下，當地華人也基極捐款支持革命運動。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啟開的民族主義思潮，成為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華人與中國維繫關係的主要指導源泉。由於民族主義的思想鼓吹，遂使到數以千計的當地華人青年回到中國參加推翻清朝，並在個方面給於孫中山金錢上的援助革命。同時這種思潮也帶著反對外來殖民勢力的意念，一直發展下去。

當孫中山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展開革命之前，當地華人是不團結的，常有幫派和籍貫的鬥爭。不團結阻礙了革命思想的傳播，幫派斗爭影響華人社會的經濟成長並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團的合作。

1906年孫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會支會成立儀式時發出警告說：當地華人的不團結最終將導致整個華人社會的崩潰。因此同盟會展開各種宣傳活動，如閱書報社、夜校、戲劇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團為孫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這使得不同籍貫的華人有機會學習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決共同的難題。通過不間斷的聯繫，華人的團結精神和國民意識逐漸被加強和發展起來。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輸團結思想的組織。

另一項最主要的發展便是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學校傳播標準華語，主要目的在於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學。這使得不同籍貫的華人間有了共同的媒介語。

孫中山的革命思潮帶為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帶來了新的思想，衝擊了華人傳統的舊社會和舊傳統。利他主義，捨己為群，平等和自由之觀念因此不斷傳開。鼓勵設立女子學校，女人被允許加入社會活動和參加孫中山革命。

孫中山革命成功後，在1912年8月13日成立國民黨。得到英國殖民政府的許可後，便在馬來亞成立國民黨馬來亞支部。由於英國當局認為非與英殖民政府對抗，1912年12月18日，又許可在新加坡成立北京國民黨星洲聯絡支部。國民黨在馬來亞繼續作合法活動，直到1925年其註冊被吊消，理由是未根據社團法令提供所需的資料。雖然如此，國民黨的活動未停止，而是繼續秘密地存在。而國民黨在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活動，為日後的抗日戰爭、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政治運動等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近百年前發生的辛亥革命，其意義在於將中國面對19世紀中後期以來的生死存亡挑戰，推進了一個新的階段。自1842年的鴉片戰爭後，遭遇世局巨大變化的中國，便一直在找尋著出路。從完全否定西方、到「中體西用」、再到引入西學與變法維新，最終到全面推翻帝制的革命行動，所代表的是對於出路的急切摸索和嘗試，而這其中，竟也是中國之不斷「向西看齊」而致迷失的過程。
近代西方，挾其經濟與政治兩大革命所產生的力量不斷向外擴張，並且將這兩大革命所產生的各種制度向外拓殖，而在這背景之下，中國所遭遇的，便主要就是如何因應這兩大革命的力量。西方的政治革命，誕生了軍事力量強大的民族國家，而經濟革命則催生了物質力量無與倫比的工業資本主義體制；相對地，這兩者卻是中國自古以來從未步上的道路。
以政治體制與統治的正當性而言，中國所遵循的是「天命」與「文化」（二者合為「王道」）的思維。這與西方近代政治革命後所出現的以「權力歸屬唯一」的「世俗最高主權」之政治思想，是極為不同的。孫文曾謂，中國人沒有國家（集體）概念、如同一盤散沙，其實其內涵正是中國自古以來即不存在這種「歸而唯一」的主權國家概念。這一「主權」觀念，是在百年前迭逢挑戰的過程中方才逐漸產生。史學家史萊克（J. E. Schrecker）曾做過一項研究，他對《清季外交史料》進行統計，發現在1875年到1894年間，「主權」二字平均每百頁只出現一次；1895到1899年間平均每百頁出現2.5次；1900到1901年間每百頁8.8次；1902到1910年間每百頁達22次，即為顯著的證明。
而以經濟論，中國傳統經濟皆以需求之滿足（相對於物質慾望的無限追求）為其目標，這固然與過往之生產技術不發達有關，但生產技術不發達其實也是某種特定的思想與經濟制度所致。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卓然成家的翁之鏞便以「農業文化與無為而治之相得益彰」，一語道破中國古代經濟之特點。然而如此之「相得益彰」卻在西方物質文明衝破生產力的桎梏而快速積累，並向外強力尋求市場的衝擊下，面臨了難以為繼的困境。
在百餘年前政治與經濟的兩大挑戰之下，中國的回應過程大抵上就如同上述的逐步「向西看齊」，辛亥革命便可說是這一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標誌點。在辛亥革命後所建立起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就是在面對西方「主權國家」的進逼與挑戰之下，所做出的政治回應。而自此，中國的政治核心概念，便從「天命」轉向了「權力」。同時，在經濟上，也開始以西方的物質文明發展為仿效之對象，孫文的《實業計劃》、《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可以作為這一努力的標誌。也因此，以小農為根本、無為為涵蘊的需求經濟，便讓位於不斷追求更高物質生產、從而征服自然（強調「人定勝天」）的西方經濟制度。
然而，辛亥革命也只是這一因應挑戰的過程之一，雖然它可以作為一個標誌。自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所面對的挑戰並未稍減，在某些方面來說，甚至可能更為嚴峻。
辛亥革命後的分裂與紛擾局勢，使「列強」更能運用不同軍、派閥間的矛盾，牟取更大的在華利益，甚至演變而為私相授受。這樣一個趨勢，愈使當時期望國家富強的中國人耐性漸失，並轉而益趨激烈。1919年巴黎和會中對於戰勝國中國權益的重大犧牲，終究點燃了怒火。五四運動的爆發對於中國面對西方的挑戰過程來說，是一個激進化的新顛峰，「全盤西化」使得當時的知識份子意圖徹底的拋棄中國傳統文化，而馬克思主義在此時的引入，更開啟了中國未來的黑暗命運。
近代西方文明雖然以「權力」和「征服自然」為其特點，但是，兩千年來的基督教文化對於現世行為的約制，仍舊發揮了一定的力量。然而，以無神論為其基底的馬克思主義，卻在毫無約制的情況下，將西方文化中「權力」與「征服自然」這兩大要素推到了災難性的極端。在馬克思主義的主張中，「鬥爭」與「暴力」成為人類社會「進步」的原動力，而迷信人類科技力量將無限成長而必能解決一切問題的「進步論」思想，更使得其信仰者不斷的破壞自然。
1949年中共的僭奪建政，以歷史來看，也是中國近百年來面對挑戰所做出的回應結果之一。中共所代表的，是徹底毀棄中國傳統文化之後所造就的極端罪惡，經歷了對於中國文化刻意而殘酷的毀壞後，它以更進一步的邪惡手段，將黨文化附身於僅存其形的「中國文化」軀殼之下以迷惑世人、行惡世間。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百年試煉過程中的一個標誌，雖然它不可避免的步上西方的路徑以為因應，但至少，中國文化從來不是辛亥革命的對立面。而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又歷經了將近百年的試煉，這其中，共產政權的僭奪，卻是對中國文化與命運的最大摧殘。回首百年，共享中國文化的華人又該如何面對這一邪惡政權？或許這一抉擇正決定著中國與自己的未來。



http://hk.epochtimes.com/7/10/12/5308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