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定都汴京的背景

歷來學者，多批評北宋定都汴京，認為當地無險可守。形成宋帝國積弱不振。其實，太祖選擇汴京為都，是顧及到實際需要的。

定都汴京的爭論：國防空虛?經濟優勢?

隋代開鑿運河以來，黃河已能貫通淮河，甚至遠達江南，而汴州即處於河南水陸要衝，唐末宣武節度使朱溫的強大，與汴梁的優勢有密切關係。因此後梁以來，除後唐外，皆以汴梁為都。宋太祖建都後，稱汴梁為汴京，又稱開封府。

宋太祖何以放棄歷代名都洛陽，定都汴京?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說，太祖生於洛陽，「樂其風土」，本有遷都的意思。然而，當時朝中對此卻有三種不同意見：

首先，是出於軍事考慮。宋太祖認為汴京無險可守，應遷都長安或洛陽，以長治久安。

其次，是出於經濟考慮。大臣李懷忠提出，汴京有漕運之利，能通江淮，為「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加上「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木安固已久，不可動搖」，從而反對遷離汴京。

最後，是晉王趙光義(後來的太宗)，以定都「在德不在儉」的理由，勸阻太祖遷都洛陽或長安。

結果，因為李懷忠與趙光義力主定都汴京，宋太祖亦無可奈何，最終放棄遷都的念頭，但太祖已預言說：「晉王(趙光義)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換言之，太祖從國防觀點考慮，早預料定都汴京，無險可守，必須長期在京師駐兵，終會負累國家經濟。相反，若定都長安，則可憑關中地勢，抵抗外敵，因此提出遷都洛陽或長安。然而，李懷忠恃經濟觀點，指出汴梁經濟優越，可以養活國家。趙光義則從政治角度出發，認為堂堂大國不可輕率遷都。總括來說，反對定都汴京者，是基於國防考慮，深明汴京的軍事缺陷；支持者，則認為應以首都遷就漕運。

以國都遷就漕運的必要

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指出，運河就如唐宋帝國的動脈，不可廢塞，否則國運便告衰落。誠然，唐中葉後，關中經濟地位下降，江南逐漸成為全國經濟重心，首都己十分倚仗運河轉運糧食和物資。唐末以來，北方久歷戰亂，水利失修，到北宋時期，河北漳水流域，已不可耕種。相反，南方的江淮地區，農產卻與日俱增，成為糧食的主要供應地，正如時人李覯描述：當今天下根本，在於江淮。天下無江淫淮，不能以足用；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為國。」因此，北宋定都於運河口岸，目的以國都遷就漕運，獲取江南物資及糧食供應，是一種客觀因素的考慮。

然而，歷史經驗說明，唐中葉以來，中央定都長安，可控有江淮地區；相反，五代政權定都汴京，卻無法控制南方，北宋時期，江淮已歸於統一，理應如唐中葉般建都長安，以江淮經濟作為後盾。故此，宋廷定都汴京，遷就漕運，必定有經濟以外的因素，就是五代留下來的陰影。

唐末以來，河南河北俱為瀋鎮所據，中央無力控制，只好利用「中原防遏型」及「江南財源型」藩鎮，保護關中至河南。河南至淮漕運的暢通。這樣，駐守汴州的宣武節度使，便得以強大起來。換言之，要以其他地方為都，必須同時確保汴京的效忠，否則國運不保。例如唐末朱溫控制河南，最後便得以篡唐。又如五代的後唐莊宗定都洛陽，結果汴梁被魏博兵控制，莊宗乃亡。因此，要以關中為都，必須有一支聽命中央的重兵保護汴梁，否則必重演唐末五代的亂局。

由是觀之，宋太祖最後接納李懷忠及趙光義定都汴京的建議，是考慮到在國都以外，再駐重兵保護一地，在「強榦弱枝」的原則下，是不容許的。面這兩難情況，太祖只好作出「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的選擇。

北宋定都汴京，確實得到不少便利。如宋廷設置東南六路轉運使，以分段運輸方法，向北方輸送大量物資，支持汴京數十萬大軍，龐大行政費以及汴京人民的生活。此外，陝西一帶亦仰賴運河物資，如仁宗攻伐西夏，便是以邊糧運輸的方法作後勤補給。因而定都汴京，保障了漕運暢通，是有利於北宋安定繁榮的，正如時人張方平說：「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命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

我也覺這個答案較好, 不過應該有資料來源.

宋太袓創立宋朝後，捨周秦漢唐傳統古都洛陽及長安而擇都於汴京，無疑是中國政治重心變遷的顯著標誌。然而縱觀北宋一代歷史，定都汴京後，雖曾適應了宋初社會發展變化和政治、軍事的形勢，在一定時期發揮過相當重要的政治作用與經濟效益。但是，畢竟由於建都汴京本身在不利的因素，隨著社會嚴定汴京各種問題的加深，很快就暴露出很多弊病。於是，在北宋中後期引起了一系列嚴重後果。給後世留下的深刻歷史教訓，今天看來仍不失其借鑒意義。故此宋乃導致宋代積弱不掁的原因，現論述如下：

首先，汴京處於黃河中下游平原上，而“魏地四平，諸侯輻湊，無名川大山之限”，從軍事地理與城市設防角度看，有其先天不足的成份。在中國古代以陸地作戰為主要戰爭方式的條件下，國家的都城除了要保証有充分的給養外，軍事地理上的有險可憑與否，同樣不可忽視。周秦漢唐建都長安，從地理因素來看，主要都是依靠關中山河之險以保障首都的安全。北宋定都汴京，雖使漕糧運輸有了可靠保障。但汴京周圍一馬平川的地埋形勢，郤給趙宋帝都造成了沒有天然屏障這一重大缺陷。南宋史學家鄭樵總結歷代王朝建都特點時指出，“建邦設都，皆憑險阻。山川者，天下之險阻也；城池者，人之險阻也。城池必以山川為固”。清代學者顧袓禹進而評論河南政治地理說:“河南者,古所稱四 戰之地也。當取天下之日, 河南在所必爭；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焉, 有必亡之勢矣”。應說皆不失為真知灼見。正因為地理形勢上的無險可守,汴京常常暴露在異族入侵的直接威脅之下, 而且隨著契丹的逐漸強盛以及北守軍事上的節節失利,這種危機日益嚴重。故宋初曾有過的遷都之議,在北宋中初又再次出現。范仲淹曾說:“洛陽險固, 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官室”慶歷四年, 韓琦上書仁宗; “清修京師外城, 言北戎勢重, 京師堰而無備, 若無一朝稱兵深入, 必促河塑重兵與之力戰”; 同時主張”備河北, “營洛邑”。由此可見在北宋中期已有選見之士對定都汴京重新發生了懷疑。錢穆先生評論北宋定都汴京之弊時說: “北方的強敵一時既無法驅除,而建都開封,尤使宋室處一極不利的形勢下,藩籬盡撤,本根無備”。可謂切中其弊。

其次, 正因為汴京處於無險可守的四戰之地, 而周圍又曾有許多割據集團,這就迫使北宋政府不得不在京城和京畿集中龐大禁軍,“以兵為險”,“設險以制敵”, 對付周圍敵對勢力。這雖在初期取得防範唐末五代割據局面之再起, 鞏固趙宋政權的作用, 但同時郤又帶來了導致北宋積貧積弱重要原因的冗兵之弊。（宋代的重文輕武政策, 使大量文士透過科舉入仕；真宗時官吏人數已達萬人, 英宗時更增至二萬四千人。宋代官吏不但人數激增, 且俸祿亦相當傳厚,除正俸外, 還有各項津貼。再加上恩蔭制度, 官吏的子孫親屬也可有蔭俸, 使政府的財政開支十分龐大。）

史學界歷來認為, 北宋採取重內虛外政策, 主要是為了防止兵變與農民起義, 這無疑是不錯的。但是, 如果從北宋建都角度再加考察, 不難發現越宋統治者還有其更深的懮慮。宋太袓曾給其弟趙光義推心置腹地講過: “國家若無外憂, 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 皆可預為之防: 惟奸邪無狀, 若為內患, 深為可俱,帝王可當用心如此”, 可見“防內”之心正是深恐有人重演“黃袍加身”的反的心情寫照。故“防內”的核心內容顯然是防守京師安全。從這一需要出發, 宋廷將大量隊集結中央, “盡收天下勸兵列營京幾, 以備藩衛”其用心是很明顯的。

所謂“以兵為險”, 秦觀曾有過論析: “本朝懲五季之弊, 天下之兵宿於京師, 各掛於籍者, 號百余萬, 而衣食之給一毫以上, 皆仰縣官, 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 非都四通五達之郊, 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 此所謂以兵為險者也”, 張方平也說: “今京師礦平沖會之地, 連營設衙, 以當山河之險”。應該說“以兵為險”確是北宋建都不同於漢的顥著特徵和以汴京為都後的必然措施。正如富弼所說:“我祖以來, 罷諸候權,聚兵京師，都對“以兵為險”大加讚頌。然而, 正因為北宋統治者如此重視京城屯兵防守, 致使京師禁軍數量年增加, 冗兵之弊也隨之日趨嚴重。

北宋初年到中期, 號稱“守京師, 備征戰”的禁軍人數直線上升, 到仁宗時已超過了太祖禁軍的四倍多, 竟至佔全國軍隊三分之二以上, 其膨脹達到了驚人的地步。而如此龐大的禁軍, 其軍費開支使政府財政發生嚴重危機, 造成“農疲於養兵, 而兵且恥予為農”的狀況。兼以禁軍素質很差, 兵將不專, 臨陣輒敗, 意徒貽西夏軍嘲笑。這些情況, 引起士大夫們的憂慮，王禹稱一針見血地指出: “當乾德, 開寶之時, 土地未廣, 財富未豐, 然而擊河東, 備北鄙, 國用未足, 兵威亦強, 其義安在, 由所蓄兵銳而不眾, 所用之將專而不疑也。自後盡取來東南數國, 又平河東, 土地財富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 國用較急, 其義安在？由所之兵冗而不盡銳, 所以之將從而不自專放也“; 嘉祐七年, 韓琦也上書痛陣其害;”今日京師至天下州郡大率無儲蓄, 邊城甚者或無三數月之備, 不幸有連年水旱, 將何以養此兵乎？此兵不足以養, 則其憂不在契丹也”。蘇軾更深刻地指出:“以不生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 塊然如巨人之病腿, 非不拐然大矣, 而手足不能以自舉”。結果使國家“內則庫府空虛, 外則百姓窮匱, 飢寒交迫”。可見北宋冗兵之弊, 不僅僅是出於防範農民起義。聯系定都以靖四方和御外來考察, 就不難看出, 趙宋統治者自有其更深的難言的苦哀, 兵冗之弊對於朝統治者來說, 也實是一個難以砌底醫治的一大痼疾。

再次, 就漕運主要干線的汴河來看, 也並非絕對有益於害。大量史實証明, 汴河雖有利於漕運而穩定政權民生，但經常發生的水患給汴京帶來日益增多的困雖, 成為北未國都的又一隱憂。曾被宋太祖譽為“寶帶”汴河, 從北宋初年就經常決溢, 史載:太平興國二年七月“汴水溢, 壞開封大寧堤, 浸民田, 害稼.詔發懷, 孟丁夫三千五百寒之”。此後這類汴河決溢的災害充斥史載, 清代史地學者對此論道:“蓋宋漕渠之利莫過於汴, 而亦時被決溢之患” 。而宋廷也一直未能解除汴河水害對京師的威脅。 嘉祐年間, 大水浸入京城, 竟使樞密使狄青被迫“徒家相國寺, 行止殿上”。元豐六年步軍副都指揮使劉永年上奏宋神宗說:“臣竊以京關防河, 事體至重, 迄自今遇水大漲或淫雨不已, 令都巡地分如救火法, 於近使增發三、兩指揮”。把汴河防汛視為救火一樣緊急, 可見水患對京城威脅之嚴重。同時, 汴口常開閉, 危及京師安全。熙寧八年冬, 因汴口未閉, 使“汴水凌牌擁遏至京城中”, 神宗聞訊大驚, 緊急下詔“連夜堵塞”, “不得誤事”. 汴河一出事端, 就對國都危害非淺, 使“京師常有決溢之虞”, 這是北宋統治者當初擇汴定都時始料未及的。為了解決汴河對京師造成的威脅, 北宋五朝政府都曾動用大量人力物力治汴, 然而效果甚微, 從末根除水患。到了北宋後 期。汴河每歲疏浚制度漸趨鬆弛, 淤淀情況更加嚴重。自汴流湮定, 京城東水門下至 雍丘襄邑，河底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堤下瞰, 如民居深谷。這樣一旦堤決, 後果是不堪設想的。這是以往漢唐建都長安所未曾遇到的特殊危險情況, 對於北未政權來說, 則是難以克服极為不利隱患。

歷史証明, 當國家政治, 經濟發生危機, 而國都所在之地又不能緩解這仲矛盾的時候, 擇地遷都, 更圖掁興, 不失為解救危機之良方。盤庚遷殷, 商王朝中興; 西周由周原而移鼎鎬京，終於逐步強盛而滅殷商; 北魏孝文帝自平城遷都洛陽, 削弱反對改革之貴族勢力而使漢化後之北魏經濟文化得以很大發展, 這些都是我古史上遷都治國的典型事例。由此說明國都絕非既定則不可遷徙, 在一定條件下, 遷都重建確是一個緩和矛盾, 因勢利導的行之有效的途徑。同樣, 如果趙宋統治者能在社會機日趨嚴重的北宋中期適應形勢的變化，將國都出汴京。移鼎江南, 以江南經濟的豐富彌補軍事上的不足, 帝王勵精圖治、軍隊提高素質, 不處處因汴京所在而左右為難, 然後以精兵全力北伐, 敗契丹而復燕會, 則時局將為之改觀, 宋室擺脫積弱之困境, 創中興之業也並非沒有可能。遺憾的是北宋自宋太宗以後, 歷代帝王無不因循守舊, 代代相襲、死守列祖陵寢不放, 最後終於以靖康之恥宣告了北宋的滅亡。誠如近人錢穆所說:“其先則畏難因循, 其後又偷安苟且, 而宋事終不可為矣”。當然, 北宋建都汴京的歷史早已一去復返了, 然而其教訓, 值得總結和借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