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有什麼思想，道德，行為，國家的貢獻

司馬遷（前135 ~ 前87）
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他生於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親司馬談在武帝即位後，任太史令達三十年之久。司馬談博學，精通天文、《易》學和黃老之學。司馬遷十歲起誦讀「古文」，並接受其父的啟蒙教育。淵源久長的家學對他後來治學道路有深刻的影響。後隨父去長安，同當時著名經學大師孔安國、董仲舒學習《古文尚書》和《春秋》。十九歲為補博士子弟。二十歲隨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開始了他的遊歷生活。他的足跡到達會稽，訪問夏禹的遺跡；到過姑蘇，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達淮陰，訪求韓信的故事；到過豐沛，訪問劉邦、蕭何的故鄉；到過大梁，訪問夷門，並考察秦軍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過楚，訪問春申君的宮殿遺址；到過薛地，考察孟嘗君的封邑；到過鄒魯，拜仰孔孟的家鄉。此外，他還北過涿鹿，登長城，南遊沅湘，西至崆峒。壯遊使他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回到長安後，武帝對這個廣聞博識、學問豐富的年輕人十分重視，命他為郎中，讓他帶著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達今天昆明一帶大西南地區。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奠定了司馬遷以後著書立說的厚實基礎。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封泰山，司馬談以職任太史公而不能從行，憤懋而死。臨終前他難過地對司馬遷說：「我死以後，你必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遺願。今大漢興盛，海內一統，上有明主賢君，下有忠臣義士。我身為太史，而未能記載，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業！」司馬談死後，司馬遷繼任父職為太史令，使他有機會讀遍皇家藏書處石室金櫃收藏的文史經籍，諸子百家，及各種檔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孫卿、壺遂及曆官鄧平、落下閎、天文學家唐都等二十餘人，改革曆法。經這批專家通力合作，反覆計算、選擇，終於在這年五月造成新曆，這就是著名的《太初曆》。《太初曆》改以正月為一歲之首（秦曆以十月為一歲之始），一月的日數為二十九點五三天，一歲一年一的日數是三百六十五點二五天，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曆法，也是甲國曆法史上進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後，他秉父遺志看手準備編寫《太史公記》（《史記》）。

　　天漢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時被圍，在矢盡糧絕的情況下投降匈奴。消息傳到長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罵李陵投降可恥。司馬遷不作聲。武帝問他有什麼意見，書生氣十足的司馬遷百言不諱地說：「李陵轉戰千里，矢盡道窮，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他雖投降，尚屬情有可原。臣以為只要他不死，他還是會效忠漢朝的。」盛怒中的漢武帝聽了司馬遷這番話，認為他是為李陵辯解，是在故意貶低當時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順利的李廣利，於是命令把司馬遷判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漢武帝時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錢五十萬減死一等。但家境並不富裕的司馬遷拿不出這一筆錢，只能受「腐刑」（宮刑）來選擇「偷生」這條路。不幸的遭遇，使司馬遷精神受到極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殺，但他想起了父親的遺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孫子、韓非等在逆境中發憤有為鼓勵自己，終於以驚人的意志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身心備受摧殘、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馬遷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他決心以殘燭之年，完成父親要他完成的史書。經過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終於出獄。武帝對司馬遷的才能還是愛惜的，任命他為中書令。從此他埋首奮發著述，終於完成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記》。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又稱《太史公記》、《太史記》，至東漢末年才百稱為《史記》。司馬遷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漢宣帝時，司馬遷外孫楊惲把它公之於世。其時已有少量缺篇，為後人褚少孫等補足。 　　《史記》是中國史學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開創了紀傳體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記》有本紀十二，列傳七十，此外還有世家三十、表十、書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五千六百字，記載了從黃帝至漢武帝約三千年間史事。 　　「本紀」是全書的總綱，以編年為體，記載歷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遠的以朝代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實際當權者為主。「本紀」實質上是全國編年大事記，起提綱摯領的作用。 　　「世家」亦以編年為體，記述王侯封國、開國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響的人物。其事或許並非牽涉全國，然於某一封國或全國社會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響，多數可視為「國別史」，諸如「晉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陳涉世家」等。 　　「列傳」所佔篇幅最多，可分兩大類：一類是人物傳記，有一人一傳的專傳，有兩人或數人的合傳，按人物性質排列立傳。所記人物範圍極廣，涉及貴族、官僚、政治家、經濟家、軍事家、哲學家、文學家、經學家、策士、隱士、說客、刺客、遊俠、醫士、占卜者、俳優等社會各個階層。另一類是對外國或國內少數民族的記載，涉及中外關係史和國內民族關係史。前一類列傳有「伯夷列傳」，「孫子吳起列傳」、「刺客列傳」、「儒林列傳」等；後一類有「匈奴列傳」、「南越列傳」、「西南夷列傳」、「朝鮮列傳」等。「列傳」對「本紀」起了充實和具體化的作用。 　　「表」，以譜列帝王、諸侯、貴族、將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簡要政績，以年代遠近、史事繁簡而別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觀之，也可分為大事表和人物表兩類，諸如「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觀，便於觀覽，可補「本紀」、「世家」、「列傳」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記載免於繁冗。 　　「書」，分門別類記述歷代曆法、禮樂、封禪、水利、經濟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是《史記》很重要的部分，諸如「禮書」、「樂書」、「曆書」、「河渠書」、「平準書」等等。其中尤以「平準書」最為精彩，記社會經濟狀況，特別是漢朝經濟政策的演變，開後代正史「食貨志」之先河。 　　歷來人們稱《史記》是紀傳體史書，強調本紀和列傳的重要性。其實，作為全書的組成部分，表、書、世家都有紀、傳不能代替的獨立的價值，嚴格地說，它應是紀傳志書體，是一種綜合體史書。 　　司馬遷在《史記》裏不僅記載了大量史實，並且要「考其行事，綜其始終，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他要從錯綜複雜的歷史事實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來。因此，他不只是一個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即探究天人關係、疏通古今變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馬遷歷史哲學的精髓。 　　「究天人之際」，司馬遷首先強調天人相分，即認為天道與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傳》裏，他以伯夷、叔齊和顏淵為例，對「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說法進行批評，說「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專犯忌諱的人，卻「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反之，公正發憤的人，常「遇災禍者，不可勝數也」。由此，他深沉地寫道：「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他對項羽英雄一世但從不自察，臨死之前還一再說「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持嚴肅批判的態度，說是「豈不謬哉！」他對漢武帝大肆揮霍搞封禪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動，予以深刻的揭露，認為這種活動毒害了社會風氣，「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強烈的諷刺。而在寫到人的活動時，刻意寫出人事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裏說，三十世家，是要寫出「輔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傳，是要寫出那些「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人們的活動。這在中國史學發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動放到如此重要的歷史位置上來看待。他還把人的活動與國家興亡聯繫起來，認為：「君子用而小人退」，這是「國之將興」的徵兆；而「賢人隱，亂臣貴」則是「國之將亡」的跡象。進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哉

2008-01-03 13:26:58 補充：
！」（《楚元王世家》）後論一他還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國家強盛太平，「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匈奴列傳》後論） 　　「通古今之變」，包含了司馬遷歷史哲學的豐富內容。首先，他對歷史演進的過程提出了比較完整的看法，這從《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紀》至《高祖本紀》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際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見其大概。

2008-01-03 13:27:41 補充：
五帝、三代因歷史太久遠，無法「論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諸侯專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國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歷史特點是「陪臣執政」，「海內爭於戰功」，「務在強兵並敵，謀詐用而縱橫短長之說起」。

2008-01-03 13:28:06 補充：
《秦楚之際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對這段歷史，司馬遷寫道：「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這四表不僅首尾相銜，貫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個歷史時代的特點，反映出司馬遷對於歷史進程的卓越見解。

2008-01-03 13:28:24 補充：
　　其次，在敘述歷史變化過程中還闡揚他的歷史進化觀。他的這種見解，在「八書」中貫徹得尤為突出。 　　第三，提出了「物盛則衰，時極而轉」的歷史命題。《太史公自序》在講到撰述「本紀」時，提出對於歷代帝王業績要「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詳察其何以終；於其極盛時要看到它日漸衰落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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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前135年－前90年），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是中國古代的史學家和文學家。他撰寫的《史記》被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因此後世尊稱他稱爲史遷、太史公。

司馬遷的父親是西漢太史令司馬談。司馬遷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20歲時，他從長安出發，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巴蜀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採集傳說。


漢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馬談去世，司馬遷承襲父職，任太史令，同時也繼承父親遺志（司馬談臨終曾對司馬遷說：「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準備撰寫一部通史。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馬遷與唐都、落下閎等共同創立了「太初曆」。此後，司馬遷開始《史記》的寫作。
漢武帝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李陵兵敗投降匈奴，漢武帝震怒，滿朝文武都認為李陵罪大，全家當誅，司馬遷則爲李陵辯護，觸怒武帝，被投入牢獄並施以腐刑，對此他曾表示「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出獄後，司馬遷改任中書令，發憤撰寫史書，「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史記》最初沒有書名，司馬遷將書稿給東方朔看過，東方朔佩服不已，將其命名為《太史公書》，後世稱《太史公記》為《史記》。

「史記」原本乃各國史書的通稱，司馬遷的著述也正是參考戰國時期各國史記所作。但後來因爲《太史公書》的影響，大約在東漢時期，就已經成爲此書專名。司馬遷完成《史記》後，知道該書不被當世所容，故預先將副本存之名山，流傳後世。

《史記》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産生了深遠影響。鄭樵稱：「六經之後，唯有此作」[1]。魯迅稱譽《史記》爲「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趙翼《廿二史劄記》說：「司馬遷參酌古今， 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 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誌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對於司馬遷的死，歷史上沒有明確記載，使得卒年無法確定，死因也眾說紛紜。有人認為司馬遷一直到漢昭帝年間善終，有人認為司馬遷完成《史記》之後，便隱居山野，不知所終，故無從查考。1916年，王國維第一次將司馬遷生卒年作為學術問題進行考證，以為卒年「絕不可考……然視為與武帝相終始，當無大誤」。

有一個不太被學界接受的說法是：司馬遷之死是遭到戾太子劉據巫蠱之禍事件的牽連，為任安打抱不平，故被武帝處死。

公元前91年巫蠱之禍，司馬遷之友任安（字少卿）接到太子劉據發兵命令，但按兵不動，不幫助太子，亦不幫助武帝。事後，任安以「坐觀成敗」之罪名處斬。任安曾寫信勸司馬遷多「推賢進士」（希望司馬遷相救），司馬遷當時沒有回信，後給獄中的任安寫了一封回信，就是著名的《報任少卿書》。

此說法相當不可能，因為《報任少卿書》中，司馬遷一直稱自己為「刑餘之人」，表示無力「推賢進士」，應有拒絕相救的含意。一般認為，司馬遷拒絕是因為在李陵事件時，任安並未幫助司馬遷之緣故。

現在，中國陝西韓城芝川鎮南塬頭上有司馬遷祠和墓。芝川鎮西塬上徐村有司馬故里、祖墓碑。韓城民間傳說：司馬遷因為李陵事件獲罪後，其族人多改姓避禍。或將「司」加一撇改姓「同」；或將「馬」加兩點改姓「馮」。所以，現在芝川鎮西塬上徐村同姓、馮姓的人，都是是他的同族後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