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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有明神宗萬曆...明朝亡國主要兇手
《明史·神宗本紀》：「故論考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趙翼《廿二史劄記·萬曆中礦稅之害》：「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清高宗乾隆在《明長陵神功聖德碑》中則道：「明之亡非亡於流寇，而亡於神宗之荒唐，及天啟時閹宦之專橫，大臣志在祿位金錢，百官專務鑽營阿諛。及思宗即位，逆閹雖誅，而天下之勢，已如河決不可復塞，魚爛不可復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懷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無告，故相聚為盜，闖賊乘之，而明社遂屋。嗚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懼哉？」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一書將萬曆皇帝的荒怠，聯繫到萬曆皇帝與文官群體在「立儲之爭」觀念上的對抗。怠政則是萬曆皇帝對文官集團的一種報復。黃仁宇說：「他（即萬曆皇帝）身上的巨大變化發生在什麼時候，沒有人可以做出確切的答復。但是追溯皇位繼承問題的發生，以及一連串使皇帝感到大為不快的問題的出現，那麼1587年丁亥，即萬曆十五年，可以作為一條界線。這一年表面上並無重大的動蕩，但是對本朝的歷史卻有它特別重要之處。」
但若站在心理學的角度，朱翊鈞的這種怠政也可以被理解為習得性失助或憂鬱症的臨床表現。
在《萬曆十五年》文末總結，「1587年，是為萬曆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鑑，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um..仲有明熹宗天啟皇帝
明熹宗朱由校（1605年－1627年），光宗長子，明朝第15代皇帝。在位時間為1620年－1627年，年號天啟。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父親光宗在位僅29天便因紅丸案而暴斃，於是朱由校繼任。即位後，升任皇太孫時代即結識的魏忠賢為司禮秉筆太監，而原為市井無賴的魏忠賢與朱由校乳母客巴巴沆瀣一氣、狼狽為奸。
朱由校有木匠天份，亦沈迷於刀鋸斧鑿油漆的工作，史載「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為之。性又急躁，有所為，朝起夕即期成。成而喜，不久而棄；棄而又成，不厭倦也。且不愛成器，不惜改毀，唯快一時之意。」「朝夕營造」，「每營造得意，即膳飲可忘，寒暑罔覺」[1]。劉若愚《酌中志》「又極好作水戲，用大木桶大銅缸之類，鑿孔創機，啟閉灌輸，或涌瀉如噴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機於下，借水力沖擁園木球如核桃大者，於水涌之，大小盤旋宛轉 ，隨高隨下，久而不墮，視為嬉笑，皆出人意表。」。他曾親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宮殿，形式仿乾清宮，高不過三四尺，卻曲折微妙，巧奪天工。魏忠賢總是乘他木工做得全神貫注時，拿重要的奏章去請他批閱，熹宗隨口說：「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魏忠賢遂逐漸專權[2]，誣陷忠良，致使朝政敗壞。同時期，女真人努爾哈赤則起於白山黑水之間，乘機攻佔瀋陽，聲勢日隆。
天啟六年（1626年）「天啟大爆炸」發生。
天啟七年（1627年）朱由校不慎落水病重，霍維華獻「靈露飲」，以五穀蒸餾而成，清甜可口，但幾個月後病情加劇，渾身浮腫，八月十一日，召見信王朱由檢，即行駕崩，時年23歲，諡熹宗。熹宗無子，遺詔立五弟朱由檢為皇帝，即後來的明思宗。
2007-12-30 21:49:33 補充：
仲有明思宗崇禎皇帝的性格相當複雜，在除魏忠賢時，崇禎表現得極為機智，但在處理袁崇煥一事，卻又表現得相當愚蠢。《明史》說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由於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後期的多數皇帝，思宗治國救國的責任感與雄心強上許多，故史家對於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為崇禎帝的一生實是「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歷史學家孟森說：「思宗雖有心為治，卻無治國良方，以致釀成亡國悲劇，未必無過，思宗「苛察自用，無知人之明」 、「不知恤民」。思宗用人不彰、疑心過重、馭下太嚴，史稱「崇禎五十相」（在位十七年，更換五十位內閣大學士、首輔，卻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