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為何僅兩天就攻下北京？

萬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縣、忻州、苛嵐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記載。次年，疫情傳至遼州（治今左權），再傳至潞安府（治今長治），瘟疫隨著時間的推移擴散了。這次瘟疫，其時稱為大頭瘟，其症狀主要為“頭疼身痛，憎寒壯熱，頭面頸項赤腫，咽喉腫痛，昏憒”等，其中“頭大如鬥”較為明顯。瘟疫給河北造成了極慘重的後果。光緒《順天府志》卷六九《災祥》載：“萬曆十年四月，京師疫。通州、東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頭瘟症死者枕藉，苦傳染，雖至親不敢問吊。” 顯然萬曆十年，河北地區發生的瘟疫其傳染性強人人唯恐避之不及。在疫區，死亡人口約佔總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樂縣，“萬曆十年春夏大頭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此疫不僅造成人口大量死亡，並且傳入了北京。至於大頭瘟屬於現代醫學何種疾疫，尚未有定論。但從傳染性強，死亡率高這兩點來分析，疑為鼠疫。“東死鼠、西死鼠，人見死鼠如見虎”，鼠疫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烈性傳染病。當時人們不知道傳播途徑，因為每次流行都見到死耗子，知道和耗子的死亡有關係，因此得名鼠疫。二百五十年後，日本人北裏柴三郎和法國人耶爾森從香港鼠疫病人身上分離出一種桿菌，證明這種桿菌是鼠疫的病源，人們才開始對鼠疫有了認識，並且找到了防止手段。可是在當時，面對鼠疫，人們無能為力。面對突如其來、不明底裏且無藥可治的鼠疫，在那時被成為“天”的意志的體現。因此，人們多將此症稱為“天行瘟疫”或“天疫流行”。這裡的“天”成為一個不可知世界的代名詞，意味著對自然的順應和尊重，而且還意味著對自然界一切不可知事物及不可抗拒力量的屈服。曹樹基在《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一文中考察分析了萬曆、崇禎年間山西、河北、河南三省鼠疫兩次大流行及其生態背景和社會環境，認為嘉靖時期漢族移民開始對山西長城口外的蒙古草原實施移民開墾，擾亂了烏蘭察布高原長爪鼠鼠疫源地長爪沙鼠的生態環境，人、鼠接觸增多，染疫的可能性隨之增加，萬曆九年自大同開始的鼠疫大流行很可能與漢族移民的這一活動有關。據他估算，明末鼠疫大流行中華北三省死亡人口合計超過千萬，而明王朝恰恰是在災荒、民變、鼠疫和清兵的聯合作用下滅亡的。從崇禎六年（1633年）開始，華北鼠疫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流行。這次爆發地點仍是山西。一條來自山西興縣的報告說：崇禎“七年八年，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朝發夕死”、“一家盡死孑遺”。崇禎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傳入了北京城。崇禎時人劉尚友在《定思小計》一文中追述北京城中的情況時說：“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數人並死。”“疙瘩”是對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結腫大的稱呼。崇禎十六年夏秋間發生的腺鼠疫至十七年春天轉化為肺鼠疫。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約為40％甚至更多。在李自成進入北京之前，北京城已經鼠疫橫行。谷應泰在《明史紀事本末》中說當時“京師內外城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京營兵疫，其精銳又太監選去，登陴訣羸弱五六萬人，內閹數千人，守陴不充”。京營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襲之後，元氣大傷。以至於北京城墻上，平均每三個垛口才有一個羸弱的士兵守衛，怎麼能抵擋李自成精銳之師的進攻。事實上，北京城是不攻而克的。李自成攻克的北京實際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檔案就提到崇禎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抱陽生在《甲申朝事小計》卷六中提到崇禎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貿易者多得紙錢，置水投之，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甚至白日成陣，墻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則痛哭咆哮，聞有聲而逐有影”。直到清兵入關的次年，華北日趨風調雨順，大範圍的鼠疫流行也慢慢平息下來。據此，也有認為清之入主中原實屬天意。


參考資料




就算還有十五萬士兵可用，但是，崇禎已經把自己搞到眾叛親離的局面，藩王、將領是不會來的。就算藩王、將領們對明朝依然忠心願意趕來，但是，各地民變不斷、北方的皇太極又不斷騷擾和入侵，明朝苦於兩線作戰，國家財政入不敷出，缺餉情況普遍，常導致明軍內部騷亂嘩變。只能說是遠水救不了近火，十五萬士兵等同如紙糊一樣。遇到敵人，很容易就被打敗，因為糧餉的缺乏，士氣又不佳等等，自然可以讓李自成兵不血刃進入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