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一些關於魏晉南北朝的文化。

魏晉
文化
在晉代，邊疆民族進入中原，經過民族交會，同化於夏族之中，遊牧民族帶來的草原文化也融於中原文化。中原漢人南下，促進了南方特別是江南的大發展。晉及南北朝時，族群大遷徙及文化交融造成南北文化分野，黃河流域由原來的中原而淪為北方，和以江南為重心的南方相對而稱。當時天下大亂，士族文人多不以道義為重，因而儒學中衰。曠達之士，目擊衰亂，不甘隱避，則托為放逸，遂開清談之風。晉室之興，世亂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鳳。玄學與印度東傳之佛教交會，中國文化逐漸形成儒釋道融合，道教及佛教也在該時期逐漸擴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晉朝雖為自漢末以來中國文化中衰之時期，但在哲學、文學、藝術、史學、科學、技術等等方面也有新的發展，例如王羲之及王獻之的書法、顧愷之的繪畫。兩晉的社會問題主要圍繞在世族上，世族是構成社會的上流階層，深深影響該時期。當時官學不振，而世家大族學術興盛，尤其在南方，家學成為文化傳承、發展的最重要形式。


[編輯] 學術思想

《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南朝大墓磚畫。由上至下，左至右分別為春秋隱士榮啟期及竹林七賢阮咸、劉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濤、王戎。晉朝的學術思想，已由經學轉為玄學為主。清談則於士大夫之間廣為流行。魏晉交替之際，司馬氏意圖奪取皇位，政治壓抑，社會動盪，時稱「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節禮法流於虛偽或鄙視。此時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懷憂慮，遂以清談代替，拋開現實，專尚理辯。儒學發展到最後已破落瑣碎，著重考據而輕視義理，使得思想處於空窗期。玄學就在這些原因知下，於240年-249年間發展盛行。

早在曹魏時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於自然」說。西晉初年，玄學思想的代表為竹林七賢，思想各有輕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為代表。他們崇尚「自然無為」的態度，主張「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司馬氏集團虛偽的「名教」外衣，對所謂「名教」禮法唾棄之。但因「任自然」觀點過於極端發展，呈現出聲色犬馬的放蕩生活。到西晉後期，玄學代表為斐頠及郭象。斐頠對「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張「崇有論」，以矯「虛誕之弊」。郭象進一步證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學發展至此已臻終結。此時清談之風亦蔓延到政治舞臺上，握有大權的達官顯要也大談玄理，呈現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權貴。

東晉時期，放蕩的行為稍微收斂，但清談之風因為朝廷權貴提倡而盛行不衰。

[編輯] 宗教
佛教於東漢即傳入中國，當時儒教興盛，人民安定，所以少有發展。兩晉時期戰亂年年，豪族欺壓百姓。儒教衰落，思想空虛。以致人人厭苦、家家思亂、精神缺乏寄託。由於佛教所主張的「神不滅論」、「因果報應」及「六道輪迴」撫慰人心。佛教就藉由深邃的義理，逐漸在中國盛行。但對於佛學內容陸續仍有爭論。東晉後期，庾冰、桓玄與名僧慧遠為是否行跪禮發生爭論。後來南朝梁范縝還提出《神滅論》及《偶然論》，反駁佛理「神不滅論」與「因果報應」。

當時東晉流行清談，於是僧侶就藉由清談將佛理傳播給士大夫，使佛教得以在南方傳播。其中以支道林最擅長談玄。南北佛教到後來形成不同學風，北方重行業，崇尚禪學、律學及淨土信仰。南方重義理、注重在涅槃佛性的探討。東晉晚期時，慧遠擅長儒學，力謀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國化，最後成為淨土宗的祖師之一。慧遠還提倡譯經，與北方名僧鳩摩羅什交流譯本。法顯是中國首位西行求法的僧侶，他於399年自長安出發，經西域抵北天竺、獅子國及中天竺。取得梵本戒律後，414年經海路返抵建康。他與數碼名僧大量翻譯經文，並將旅途見聞寫成『佛國記』，成為研究西域及印度史地的重要作品。


龍虎山，建有正一觀，為五斗米道的發祥地之一。道教方面，早在三國西晉時期，就出現太平道及五斗米道。後來五斗米道發展成天師道，並分成利用符水治病的符水派；信奉金丹經、房中術的金丹派；主張「無為自然」，似道家的清靜派。

五胡亂華後，由於百姓遭受戰亂及豪族欺壓，紛紛信仰道教。民間信仰道教者大幅成長，以三吳內地及東南沿海居多。僑姓及吳姓世族也紛紛信仰，如王羲之即為五斗米道世家[20]。後來孫恩、盧循号召五斗米道信徒叛亂，晉廷經數十年方鎮壓。


[編輯] 文學

東晉田園詩人陶淵明像，源自1921年出版的《晩笑堂竹荘畫傳》。兩晉文學脫離經學的束縛而獨立，走向自由及多元化的發展。這是因為：魏晉的儒家精神衰微、才能重於德行，士大夫虛無荒誕；政治黑暗，士大夫備受壓抑；玄佛道盛行，譯經發達。在這些背景下，該時期作品的內容寫實，重視技巧。因受漢賦影響，出現了駢體文，字數上四下六字，講究辭藻華麗、雕琢字句、聲律藻飾，多用對偶、典故，主要文章有賦、論及簡牘，至南北朝時期達到極盛。駢文帶來聲韻研究，後由南朝梁的沈約定出四聲。小說方面，如張華《博物志》、干寶《搜神記》及葛洪的《神仙傳》。該時期的史書多為民間著作，或出現多個版本，例如陳壽的《三國志》及范曄的《後漢書》[21]。

永嘉之禍後，出現如劉琨之詩中帶有亡國悲痛，堅忍不拔的特色，為兩晉少有的風格。東晉時期，簡牘之類文章，以王羲之的《與謝安書》，風格高超，聞名千里。其中《蘭亭集序》提及人生哀樂相隨的感嘆，頗能代表當時士大夫的價值觀。賦以玄言賦最多，多與清談內容有關，例如孫悼的《遊天台賦》、郭璞的《江賦》。郭璞尚注釋《爾雅》、《山海經》及《穆天子傳》等。他的《遊仙詩》更是魏晉遊仙文學的代表，詩風絕逸。該詩內容敘述脫離塵世的悠遊感，實際上是反寫對現實的不滿。東晉後期以陶淵明甚具特色，其擅長描述田園生活，風格清新樸實，提升古體詩內涵，表現出高遠純潔的情操。其作品《桃花源記》寓意追求一個可供逃避亂世的和諧世界，富有哲理。其詩歌、散文及辭賦廣泛影響後世名家如王維、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陸游等人。

此外，著名的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的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發生在東晉時代。


[編輯] 藝術

《女史箴圖》（局部）—東晉顧愷之由於兩晉世族生活優越，產生許多優秀的藝術家。清談帶來zh-cn:逻辑思辨;zh-tw:邏輯思辯的發展，以及老莊的自然觀，使藝術蓬勃發展。繪畫等藝術脫離儒教後走向自由探索，逐漸發展成純藝術。佛教的推廣，寺院及佛像大量出現，帶動藝術創作。佛經、佛門故事的傳入也拓展藝術的想像空間。

繪畫方面，受九品中正制和玄學影響，人物品鑑風氣盛行，對人的外貌及言行舉止觀察入微。佛畫傳入印度藝術的表現手法，最後促使人物畫技法的成熟，並奠基藝術美學。當時人們欣賞有特色的人物，在繪畫上，要求生動表現人物的內在精神及氣質格調。這不同於重視外在形式的漢代風格，或是強烈表現人物的三國風格。此時人物繪畫或雕塑已能透過眼神手勢或「飄帶精神」來表達人物的內在美，以達到「形神具備」的境界。東晉顧愷之善繪仕女山水，務求傳神，史稱「畫聖」。他所繪的《女史箴圖》，強調人物在眼神的悟對與手勢的搭配。衣飾襟帶的飄舉，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氣」環繞全身，達到中國繪畫最高評價「氣韻生動」[23]。傳為顧愷之所繪的《洛神賦圖》亦有相同水準。至於山水畫仍處於圖案階段，尚未生動，至南朝方有起色。


《蘭亭集序》—東晉王羲之書法方面，出現很多著名書法家及書法理論。書體由隸書走向多元化，各種書體相互發展。草書由章草發展成今草，行書由隸書遞變楷書之間逐漸成熟。章草帶有隸味，著名有西晉索靖的《月儀帖》。今草採楷書體勢、筆意發展而成，著名有東晉王羲之的《十七帖》、王獻之的《鴨頭丸帖》。介於楷草之間的行書，書寫簡易且流暢，著名有王羲之的《喪亂帖》、《蘭亭序》。有名的碑文有《爨寶子碑》。

科技
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期間，由於儒學一統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興起，使得學術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國為了生存或戰爭，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確保某些地區農業與手工業的發展。這些都使得科學技術大幅提升。道家對中國科技史亦帶來貢獻，其外丹、內丹修煉包含多種科學。外丹包括了黃白，也就是煉金術。以爐鼎燒練鉛汞來提煉丹藥。丹藥有些有毒，但有些有功效。內丹則以人體為爐、人的精氣為材料、以神為運用來燒練成「聖胎」。它的修煉方法涵蓋養生學及氣功。

南北朝

文化

文學
道教影響了中國藝術及科學。例如《遊仙詩》等文學，描述神仙飄逸之妙或藉由神仙之說抒發情懷。道教名士陶弘景、陸修靜均擅長神仙文學。


[編輯] 藝術
南北朝時期藝術興盛，南方以繪畫為主，北方以雕刻塑像為主。


[編輯] 科技
在南北朝期間，由於儒學一統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興起，使得學術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國為了生存或戰爭，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確保某些地區農業與手工業的發展。這些都使得科學技術大幅提升。

魏晉南北朝佛教盛行的原因。
佛教自西漢末傳入中國以後,至魏晉南北朝期間大盛,其盛行原因,可有以下數點,現詳述。
首先,是由於魏晉南北朝時,政治黑暗,時局動盪造成佛教大盛。魏晉南北朝三百餘年,政權更換快速,篡弒頻仍,故政治混亂,民不聊生;加上外族入侵,造成生靈塗炭,人民生活艱苦。普通百姓在現實生活既找不到出路,乃寄心於宗教,尋求心靈的慰藉,於是各種宗教均甚盛行,而佛教也就在這背景下興起。
另一方面,在東漢黨錮之禍後,士人在政治上屢受摧殘,加上魏晉以來,篡弒頻仍,政治黑暗,士人為求明哲保身,多不談政治,於是儒家所崇尚的綱常名教及積極入世的思想大受打擊。士人精神無所記託,於是講求個人逍遙的道家哲學及出世的宗教思想隨之興起。
佛教之所以能在眾宗教中而特別盛行,主要是因為它的教義適合時代需要。早期,佛教傳入中國以小乘為主,其教義主要為;(一)人死後精神不滅,(二)因果報應,(三)輪迴之說,(四)布施。一般來說,小乘是專修個人的,此等教義,正好給予在現實生活中受盡折磨、困苦和災難的人民對來世有所企望,因而大盛。
另外,也因為儒佛思想並無大衝突,故佛學得以為傳統的儒子及人民所接受。佛教教義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並無根本上的大衝突:兩者均主張依賴自力而不依恃他人的幫助,佛教之眾生皆可以成佛與儒家的人人皆可以成堯舜非常接近。主要分別則在於出世與入世之不同,在當時的環境中,現實生活與政治狀況,均不容許人在世上有所作為,因此儒家思想根本無法實現,較消極的佛教思想,乃當時得令。
其次,佛教者傳教方法得宜,也有助其興盛。佛教在傳入之初即巳注意爭取社會上層人物的信仰和支持,在當時的博士弟子景盧、楚王英、漢桓帝、魏文帝、孫權以及南北朝的大多數君主,都好佛事。佛教因得君主的提倡及上層士子的支持,故得廣泛流傳,不受摧抑。
還有的是兩晉時期,清談玄學盛行,僧侶支遁、慧遠等時與名士辯論玄理,亦深為士林所敬重,因此主流思想也沾染了不少佛教思想。此外,東晉末年,慧遠致力於融佛入儒,其著有<喪服經>及<三禮毛詩注析>,以及後來的法顯西行尋求戒律,此等人的行徑,均豐富了佛學,有助於弘揚佛法,贏得了人民的普遍信奉。
而且,當時漢代神仙方術流行,他們往往透過符咒治病、占星等來吸引群眾;而佛教中人為迎合當時俗尚,也兼用占驗,預卜吉凶、治病等方術以接近群眾,作為傳教方法。例如西晉末年,西域僧人佛圖澄來華,他用方術感化石勒,阻止了他的殘殺,其後亦為石虎所崇信,此等方術,極能吸引一般民眾,使中原人民逐漸奉佛。
最後,佛教既得君主的崇信的優待,所以君主常將財產捐於佛寺,天下更從風而化。北朝朝士死者,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南朝豪貴亦常捨其邸宅,以起佛寺,至於以金錢貨贄田地捐給佛寺者,為數尤多,故佛寺財產年年增加。佛教寺廟既有大量財富,亦能致力於社會福利,以收攬人心。政府又容許附屬於寺廟的土地及人戶免國家賦役,而投歸佛寺,故造成佛寺財力豐盛,勞力大增,故在社會經濟上有一特殊地位,確保其勢力發展。
總括而言,佛教之能在中國盛行, 有其主觀條件與客觀因素的配合. 對中國文化發展影響深遠.


魏晉南北朝之九品中正制


魏晉南北朝之九品中正制


東漢末年，政局動盪，察舉徵辟制度不能切實執行，代之而起的是九品中正制。九品虯正制施行的背景如下:


東漢末年，政局混亂，人口流散，地方薦舉又為權貴把持，被薦者多名實不符，察舉流弊日多，須另立新制。


東漢社會倡清議，重氣節，喜以等級評比人物；曹魏政權因應時勢與風氣，訂立九品為評定人材標準。


在此政治環境下，魏文帝採納尚書陳群之建議，實行九品中正制，作為銓用人才之方法。



魏晉南北朝時施行九品中正制之內容:


公元220年，曹丕採納尚書陳群的建議，推行九品中正制，內容大略如下:


在州郡設中正官由地方才德兼備人士出任，察訪人材，評為九等，作為政府用人授官準則。


中正官品題人物，按例三年重新審核及品評一次，以供吏部作升降之依據。





魏晉南北朝時施行九品中正制選拔人才之影響


魏晉南北朝施行九品中正制選拔人才，造成下列影響:


中正官多由世族出任，徇私舞弊，只問門第，不論才德，世家大族子弟藉此仕進，造成門閥政治。


九品中正制助長社會階級觀念之形成，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門第社會日漸形成。


九品中正制推行至後期，高門子弟壟斷官位，多只注重清談玄學，不理政事，導致政治敗壞，人材凋零。


總言之，魏晉九品中正制本意在選拔人才為國家效力，惟推行既久，流弊叢生。隋唐以後，終為科舉制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