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佳答案
在設計的環保、成本效率等各方面,重建計劃方案還有眾多可議之處,希望香港社會大眾,不單觀塘居民,都多加討論。
市區重建局的舊區觀塘重建計劃方案,似乎是回應了居民的要求,把地積比從原來的7.98倍降至7.5倍。可建樓面面積40萬平方米,包括21萬及16萬平方米商業和住宅樓面,並有8700平方米公眾休憩用地。重建局認為,分12年期的300億元總發展成本,全期可帶來香港本地生產總值1.32%的額外增長,創造3308個就業機會。重建後,會創造一萬七千多個新增職位。這些表面數字看來都十分吸引人。
觀塘居民不一定獲益
以觀塘60萬人口來看,300億元按人頭計,只是五萬元,分十二年,每年亦不過是不足4200元。金額不大,問題是這300億元的總發展成本,對觀塘60 萬人口的本地社會實際上會有多少貢獻呢?會不會只是以觀塘為藉口,把300億元的成本支出產生的利益,輸送給60萬觀塘居民以外。
一是300億元發展成本包括哪些內容,怎樣的比例,如拆遷補償成本,建築成本(分商業樓宇、住宅樓宇、政府社區設施)及其他建設成本等,有否把地價包含在內(按怎樣的標準計算)等等。在此之外,還要計算維持維修成本,特別是非租售的商品化商業、住宅樓宇,這個成本不是發展成本,但卻是在重建後新區持續發展的成本,甚至可能決定整個項目未來經濟效益的計算。
以區內1600多個的業權而言,拆遷補償便不過是一、二十億元,絕大部分的支出是放在建造方面。可建40萬平方米的樓面面積,粗算每平方米的總發展成本是 75000元,拆遷補償佔的比例只是幾個百分點。若地價不高,建造成本便頗高,或者甚至可以說觀塘舊區重建計劃屬高成本的項目。
觀塘這樣的老區、中低收入區,以這樣的高成本重建,似乎格格不入,或至少新舊不協調,特別是重建舊區只佔觀塘全區的一個小部分,不是全部。舊區內大部分的建築和環境設施依舊,重建區便會變成觀塘老區的例外部分,一如現有的APM。
APM處於觀塘老區之內,但主要面向的市場是通過觀塘地鐵站而來的區外居民,可以帶來就業,但卻未必與本區待業居民的條件相符,未必可製造多少本區居民的就業機會。而APM自成一體系,與區內其他設施並不協調。經濟效益由APM外溢至觀塘區內其他商貿服務相對有限。APM是房地產發展商的商業項目,政府及觀塘本地社會無法介入。
觀塘舊區重建若果是以APM的方向來發展,或可建立一個比APM更突出的地標,整體發展與老區關連不大,起不到推動整個觀塘老區發展的作用。位於觀塘,卻與觀塘的本土社會、經濟、文化關連不大,便屬於飛地式的寄生。以歐美的都市規劃理論的說法,是gentrification(高收入層居民的生活方式入侵),結果會是產生出社會排斥(socialexclusion)的效果。
以重建項目的高成本結構,帶來的商業服務和建成的住宅,不會為觀塘老區原有中下收入層居民所享用。獲拆遷補償的居民,所得補償的金額,也絕對不足以使他們入住重建後的住宅。這樣的重建項目不是舊區重建,而是舊區改建,舊區中設立新區,與舊區分裂。
重建計劃裏的平民街只不過是為了撫順民意的裝飾,不是計劃的重要部分。由於建造和維修成本高昂,這樣的平民街能否吸引平民化的商戶和本地居民消費,頗成疑問。或許這會是像上環西港城一類的假貨,沒有生命力。
高成本高風險策略
二是重建計劃相類於房地產項目。因屬公營機構參與,故此多了政府和社區樓面使用部分,佔總樓面面積只是不足10%,屬陪襯性,甚且與公眾休憩用地和綠化面積,共同形成一個人為綜合社區和良好環境結構,來提升高成本的商業和住宅樓宇的價值和未來在市場上的銷售價格。
從整個項目的房地產性質來看,關鍵在於未來商品時行樂(商業、住宅)樓宇的銷售價。市區重建局總裁林中麟指出,方案的回報率只有4至5%,若完成收購後樓市下跌10%,整個項目便會從盈轉虧,蝕30億元,風險似乎頗大。
香港自1997年以來回歸前的泡沫穿破後,樓價回歸基本面,平均樓價仍處於下跌壓力。今後香港人口老化和增長減緩的趨勢正在加劇。APM的營業不錯,但若加上重建計劃的21萬平方米商業樓面,必與APM形成競爭。更重要的是,在觀塘以外,香港還有眾多的市區重建計劃,也有不少房地產相類的開發項目,在今後的12年重建期裏仍然會有新的私營項目出現的機會。市區重建局的樓價估計、市場需求估計有否現實地考慮到香港今後的整體和觀塘區內的供求,以及價格變動趨勢呢?
競爭加劇,價格下跌,銷售不足的風險多大呢?由於重建計劃定位在高成本項目,缺乏區內的需求支持,高成本便帶來高風險。若屆時住宅價跌,商業服務銷售不足,整個項目便會帶來虧損。令人擔心的是,高成本性質相信內含高成本的維持、維修費用,商業住宅虧損部分可以由重建局以公帑填補,留下的如公眾休憩社區設施等維持維修成本只能在商業項目之外,由政府公帑支付或以減低服務質素來減低財政支出。
方案有可議之處
若樓價下跌,重建局自負盈虧的目標在這個項目便會變成政府公帑補貼,總開發成本的300億元會超支,且預期的經濟效益會打一個巨大的折扣。考慮到虧損,便會是得不償失,或弄巧反拙了。由此產生一個重要問題:為什麼市區重建局要採取這樣的高成本發展策略呢?
一是同樣的設想,在成本方面相信會有很大的空間來扭轉。
二是把規格和設計改變,成本便可能有大的變化,投資風險便可以降低。例如,地標樓宇的超高度,雖然增加樓面面積,但建築成本、維修成本各方面都會增加。結果增加的樓面面積要用高價出售,市場接受能力會有問題,變成了高風險高回報,或者高價賣不掉的話,便是高風險回報以至虧損;用降低樓層等方法來把建築成本定在一個較低平均水平,出售樓價的水平或可降低,市場接受能力有可能上升,風險較低,回報也較低,但少了虧損的機會。對公帑來說,便是減少機會成本,增加了可能收益。
重建局是否因好大喜功而採取高風險策略呢?會不會是因最終屬於公帑,投資決策的官員不會承擔風險,且十二年才完成,到時即使大虧損,主其事者早已約滿離職,安享約滿酬金了?
設計中的玻璃大蛋和空中花園式的通道,絕對漂亮,但成本高昂,在香港這樣的亞熱帶地區,空調等的能源消耗巨大,費用昂貴,是否應採取這樣不符環保的設計,讓重建計劃負上高成本和高風險呢?
在設計的環保、成本效率等各方面,重建計劃方案還有眾多可議之處,希望香港社會大眾,不單觀塘居民,都多加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