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二中史問題

五胡亂華之後，中國北方淪入胡人之手。在此期間，偏安的東晉、南朝政權都曾屢次北伐，力圖收復失土，但皆無功而返，達不到恢復中原的目的。「東晉、南朝屢次北伐無功」的原因，一方面可以從內在政治因素入手，探索東晉、南朝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宮廷政治的腐敗，如何影響其北伐事業。另一方面，可從軍事角度來看，討論多次軍事行動失敗的原因，是否存在戰術的困難。最後，部分北伐將領本身的弱點，也應加以討論。以下就按照上述三方面來進行分析。

從內在政治因素來看，北伐失敗是很受中央與方鎮之爭的影響，即所謂的「荊、揚之爭」。這種現象，尤以東晉一朝為甚。所謂「荊」是指長江上游的荊州；「揚」是指揚州，位於長江下游，亦是京畿之所在。荊、揚兩州同是東晉的經濟、軍事重心，但荊州可利用上游的戰略優勢，隨時來控制下游。因此，荊州鎮將往往擁兵跋扈，孕育野心，甚至利用北伐來提高自己的威望，與中央對立。所以，中央對荊州專事猜防，對鎮將之所為百般阻撓，因深恐其勢力坐大。

例如在東晉初年，朝廷雖准許祖逖北伐，但只給他象徵性的支持，而沒有給兵器、兵士。因為司馬睿正忙於對付日益在荊州坐大的王敦，北伐只是他調動軍隊的藉口，實際上是為了對付即將暴發的內亂，準備和王敦動武。朝廷雖派戴淵、劉愧等都督北方軍事，以討石勒為名，駐軍於合肥、泗口，但此舉實際是節制祖逖。因此，祖逖雖然得到李矩、郭默等義軍將領和黃河北岸塢壁間人民的支持，並能以自行招募的二千餘人收復黃河以南，但最終得不到朝廷的重視。由於祖逖他「慮有內難」，所以最後便憂忿而死。祖逖死後，荊、揚之間的矛盾果然形成「王敦之亂」，祖逖收復的失地又被石勒攻佔。

後來的桓溫北伐，也是在「荊、揚之爭」的影響下遭受挫折。當時，朝廷派桓溫以荊州刺史的身份，都督荊梁四州軍事，總攬長江上游的軍政大權。不久，司馬睿少子司馬昱又坐鎮京畿，輔助剛繼位的晉穆帝，於是荊、揚之間又成對立之局。桓溫企圖以軍事上的勝利，來提高個人的威望，以利於與政敵週旋。他首先親率步卒消滅巴蜀的成漢政權，從而取得極高的聲望，再進一步興兵北伐，收復中原，為自己的代晉稱帝鋪路。當時，中原陷於一片混亂；首先是石氏控制下的後趙政權因內部自相殘殺而動搖，卒被冉閔所滅。不久，冉閔又被南下的鮮卑族所滅，北方大亂，胡漢各族又互相殺掠。在這種形勢下，東晉是有機會收復失土的。其時，桓溫也想乘機北伐。可惜，朝廷恐怕其北伐成功，更難控制，遂把他的建議擱置，反而將北伐的任務先後交給外戚褚裒和揚州刺史殷浩。褚裒懦弱，一戰而敗，立即退卻。殷浩是個書生，誤信羌族的姚襄為前鋒，姚襄中途倒伐，殷浩狼狽逃走。在這情勢下，朝廷只好將北伐的任務交給桓溫，但卻不給予應有的支持，其中以桓溫第二次的北伐最為明顯。當時軍事上進展順利，甚至收復了洛陽。可惜，在南方已置立莊園的北方大族根本不想還都洛陽，他們不但不支持桓溫，反而命謝萬北伐。而謝萬卻誤認友軍為敵軍，倉忙退兵，至軍隊潰散，使收復的失土又再淪入敵手。

另外，宮廷內部的鬥爭以是北伐的絆腳石。這種現象以南朝最為顯著。例如劉宋建立後，即改用宗室，藉此懲東晉的門閥勢盛，使其權威下移。此項政策不但使地方的異性坐大，而且還釀成王室骨肉相殘的惡果。在殘酷的宮廷鬥爭中，北伐有功的將領首先遭到猜忌。如檀濟道就這樣被殺；另一些將領如薜安都等就被迫投魏。由於南齊政治黑暗，因此一些能威脅魏兵的將領如裴叔業、陳伯之等都投降於北魏。

至於在軍事方面，東晉、南朝所面臨的問題是軍隊之野戰能力不及北方的騎兵。在北伐的戰例中，不難發覺南方軍隊的追擊、騎射等戰術，都比北方的軍隊遜色。如劉彥之北伐取河南時，一遇到魏兵反攻，就敗下陣來；又如梁朝陳慶之送元顥北伐，前後平三十二城，大小四十七戰，攻至洛陽，所向無敵，但一遇到魏將爾朱榮的精騎，即被擊潰。

一些北伐將領就曾改變戰術，例如桓溫第三次北伐時，就想以水戰為主，動用了龐大的艦隊，鑿巨野三百里引戰船入黃河，不從陸路北上，已有避開水戰的意思。但後來由於運糧不通，他的謀士提議登陸，與前燕軍隊速戰速決。

不過，桓溫不敢與胡人在陸上決戰，於是引艦西上枋頭，戰術上流於被動。結果到了秋天，糧儲已竭，河床乾涸，因此退兵時無法走水道，只好焚燬船艦，丟棄輜重，上岸步行，不料正中前燕所伏的騎兵，結果大敗而還，所復的失地又再喪失。此外，梁武帝伐魏時，由於主將蕭宏懦怯，把暴風雨當做是敵人的進攻，於是他便棄軍而逃，導致軍隊潰散。當魏軍反攻之際，梁派韋叡率軍在鍾離死守卻敵。他們曾利用靈活的築壘戰術，令敵人大驚，並且扭轉了大敗之局。後來梁武帝又曾在河道上築浮山偃，提高河道水位，想以水淹壽陽的魏軍。雖然魏軍被退走，但由於水漲偃潰，因而禍及沿淮河數百里的居民。

由此觀之，無論是戰艦、築偃或築壘都只能收效於一時，而沒有左右大局的野戰能力，始終是東晉、南朝北伐的致命傷。何況北人很快學會了切斷河道、剋制戰艦的方法，甚至在築壘戰術的運用方面，都比南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如號稱陳朝柱石的因吳明徹，乘周滅齊之大亂，渡江取淮南，舟船並上，攻略淮北，想坐收漁人之利，但卻遇到周軍用豎木、鐵鎖、車輪等連貫的障礙物切斷船路，結果全軍潰敗，吳明徹自己也成俘虜。

雖然北人利於野戰，南人精於守城和水戰，是當時一般的情況，但南人的野戰能力也曾一度增強，那就是東晉的北府兵。北府兵在淝水之戰中大敗秦軍，證明了其野戰能力是不容忽視的；況且，北府兵屬於中央，有助抑制荊州方鎮的坐大，從而改變內輕外重的局面。其實，最有機會利用北府兵之野戰能力去領北伐之功的將領，應該是劉裕。劉裕時代的北府兵，戰鬥力空前強勁。首先，他率領北於兵平定了荊州之「桓玄內亂」，解除了荊州對中央的威脅，繼而兩度北伐，先後擊敗當時北方四大強權的其中之三；分別是慕容超、拓跋珪、姚泓，再滅南燕、後秦。由此看來，他對野戰、水戰皆有取勝的把握，功業達到了巔峰，超越了祖逖和桓溫。劉裕兩次北伐中，戰果雖然如此輝煌，但卻末能在勝利的基礎上擴大戰果，回復中原，實與個人弱勢有關。首先，劉裕北伐的主觀動機，是建立個人的威望，以便代晉稱帝。如果不是這樣，劉裕不會為了篡位而在收復關中後匆匆東歸，使得來不易的關中落入了赫連勃勃之手。這點與桓溫很相似的。桓溫獨攬大權，企圖在勝利後做皇帝，從而加深了國內的政治矛盾，擴大了荊、揚之爭，此舉確是對北伐事業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總括而言，國內政局的不穩、南北軍力的優劣與戰術運用上的困難，可謂導致東晉、南朝屢次北伐無功的主要原因。期間，雖有北府兵一度崛起，所向披靡，但旋即衰弱，始終末能完成恢復中原的使命。加上，將領個人野心勃勃，使北伐更難成功。因此，東晉、南朝只能支持偏安的局面，最終被北朝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