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鄭和要下西洋?

明成祖和明宣宗都有遣鄭和下西洋，至於原因，目前仍不明。(明仁宗實施海禁，故未派鄭和下西洋)歷史早已證明了鄭和下西洋並不是以侵佔掠奪為目的，那這樣一個勞民傷財、虛空國庫的舉動為什麼可以持續近三十年，明王朝或者更準確地說明成祖朱棣到底是因何原因要這樣做，它的價值何在呢？關於鄭和下西洋的動機及原因，這向來是史家爭論不休的焦點，至今尚難定論。鄭和下西洋的動機及原因，可能有多種多方面，而各方面也可能有輕重之別。至今已提出的要項，大致可分為皇位繼承、政治、外交和貿易四個方面。
1.皇位繼承：對於鄭和七下西洋的目的，據《明史鄭和傳》載，說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然後世史家對此多持否定態度，認為這只是傳言，不足信。事實上明代有關建文帝的生死下落之迷有諸多猜測和傳說，建文帝逃亡海外很有可能只是眾多傳說之一。總之，鄭和下西洋與尋找建文帝的下落兩者間確實存在著某些關係。但是，大規模下西洋尋找建文帝絕非有效方法。所以不少學者以此來否定這一觀點。因此，尋找建文帝或者威嚇建文帝及其遺臣是鄭和下西洋的“可能目的”之一。明成祖朱棣在鄭和奉使之際，密令他順道探訪建文帝蹤跡，是有可能的。但這只是鄭和下西洋附帶的一個目的，所以明代有關鄭和下西洋的幾種主要文獻中，對鄭和使團“蹤跡建文”一事只字不提。反之，若“蹤跡建文”為鄭和下西洋主要目的之一，那明成祖朱棣在登基之初，于永樂元年就該派遣鄭和率大軍下西洋，而不會在建文帝“遁去”快四年的時候才採取行動。
2.政治方面：事實上，朱棣在位二十二年間，五次“躬行天討”，率大軍遠征漠北，兵鋒深入塞外千里，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蒙古部落對內地的威脅。明成祖朱棣一生，為對付蒙古的威脅，耗費了大量精力，最後病逝于榆木川征戰途中，可以說是全力以赴，死而後已。然而安定後方之說並不能令人信服，西洋或南洋諸國國小力弱，並且與中國遠隔重洋，並不能對中國產生威脅，明朝實在不可能因害怕南洋諸國滋擾海防邊境而主動派出龐大使團去安撫他們。所以鄭和下西洋幾可排除是為配合明朝對蒙古部落用兵這一可能性。
3.外交方面：外交是內政的延續。鄭和下西洋的外交活動，是為了配合和滿足明成祖在國內的某些政治需要的。鄭和船隊的出使，旨在用事實向西洋諸國顯示中國的富強，宣佈即使在倭寇未靖西北尚存強敵之際，朱棣治下的中國依然非常強大，有能力派出一支“多赍金幣”和“不服則以武懾之”的船隊，敦促各國朝貢。西洋各國對於鄭和龐大船隊對百艘巨艦數萬兵士，浩浩蕩蕩的迫臨其海域，難免會產生小巫見大巫，戰戰兢兢之感。所以“耀武異域，示中國富強”以使西洋諸國來朝進貢實是鄭和下西洋最明顯的動機和最可了解的目的。在促使各國來華朝貢方面，鄭和是不辱使命的。鄭和七下西洋，的確使明朝威震海外，國勢臻至鼎盛，在短期內滿足了明成祖“君主天下”、“禦臨萬方”、“際天極地皆王臣”的虛榮心，也達到了成祖欲借此加強自己的權威和強化中央集權政治的目的。
4.貿易方面：西洋諸國，對明朝出產的陶瓷、絲綢、錢幣等，都極喜愛，鄭和利用下西洋之官船，載運這些貨品到海外；在返程中，鄭和官船又購買或交換一些中國所緊缺的香料、染料、寶石、象牙和珍奇異獸等等。這樣兩頭都是低買高賣，獲利豐厚。所以下西洋當然存在著某種程度中外兩方貿易的作用，這種活動也很能獲得豐厚利潤。但若將這一附帶性的行為視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則顯然是倒果為因了。鄭和下西洋的動因主要是以政治目的為主，通過宣揚皇帝聲威及其恩德，使諸國畏威懷德，輸誠納貢。鄭和下西洋前期的主要任務，是要在東南亞和南亞建立國際和平安寧的局面，樹立明王朝的聲威。此外，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為下一步向南亞以西更遠的地方航行，建立中途侯鳳轉航的據點。鄭和後期航海的主要任務，始向南亞以西繼續航行，到達波斯灣以遠地方，向未知世界前進，通過開闢新的航路，讓從來不通中國的海外遠國，重譯而來，“賓服”于中國。

1405年7月11日﹙明永樂三年﹚明成祖命鄭和率領龐大的二百四十多海船、二萬七千四百名船員組成的船隊遠航，訪問了30多個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國家和地區，加深了中國同東南亞、東非的相互了解。每次都由蘇州劉家港出發，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遠航了有八次之多。最後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時，在船上因病過世。民間故事《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將他的旅行探險稱之為三寶太監下西洋。

鄭和曾到達過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亨、真臘、古裏、暹羅、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麥加，並有可能到過澳洲。
第一次下西洋
永樂三年六月十五（1405年7月11日）奉詔出使西洋。同年冬，從南京龍江港啟航，經太倉出海，永樂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國。第一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800人。

第二次下西洋
永樂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出發，到達汶萊、泰國、柬埔寨、印度等地，在錫蘭山迎請佛牙，隨船帶回，永樂七年夏（1409年）回國。第二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000人。

第三次下西洋
永樂七年九月（1409年10月）從太倉劉家港啟航，姚廣孝、費信、馬歡等人會同前往，到達越南、馬來西亞、印度等地，回國途中訪錫蘭山，永樂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國。

第四次下西洋
永樂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出發，隨行有通譯馬歡，繞過阿拉伯半島，首次航行東非麻林迪，永樂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國。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來中國進獻「麒麟」（即長頸鹿）。第四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670人。

第五次下西洋
永樂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發，隨行有蒲壽庚的後代蒲日和，途經泉州，到占城、爪哇，最遠到達東非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等國家，永樂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國。

第六次下西洋
永樂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出發，往榜葛刺（孟加拉），史載「於鎮東洋中，官舟遭大風，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畢，……風恬浪靜」，中道返回，永樂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國。永樂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熾即位，以經濟空虛，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動。

第七次下西洋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六（1431年1月從龍江關（今南京下關）啟航，返航後，鄭和因勞累過度於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遺體埋葬於古里，船隊由太監王景弘率領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550人。
鄭和曾到達過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亨、真蠟、古里、暹羅、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麥加，並有可能到過澳洲。這些記載都代表了中國的航海探險的高峰，比西方探險家達伽馬哥倫布等人早80幾年。當時明朝在航海技術，船隊規模、航程之遠、持續時間、涉及領域等均領先於同一時期的西方。

在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意義，還有有許多超出於航海之外的解讀。這些解讀通常都是基於各種現代觀點的對歷史事件的「回顧」，賦予了該事件很多「泛政治化」的意義。

一種觀點認為：「鄭和時代的中國，則是真正承擔了一個文明大國的責任：強大卻不稱霸，播仁愛於友邦，宣昭頒賞，厚往薄來。

而另一些觀點則認為鄭和的航海，沒有像西方的航海那樣承載了殖民的任務，未能使中國向西方列強一樣，走上殖民帝國的道路。並認為這是對中國現代化的一種延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