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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代,社會激變,諸子百家爭嗚,試述其原因及影響。
春秋戰國時代是「古今一大變革之會」社會激變,九流十家,逢起並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富原創力的時代,論者以為「中國哲學的方向,以及大部份哲學問題,都發軔於這一時期,所以先秦諸子,可稱為中國哲學的黃金時代」的是碓論。
思想促成春秋戰國百家爭嗚的局面,《淮南子要略》認為政治環境所使然,蓋「諸子之學,皆出於救時之弊。」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一文中分析先秦諸子勃起之因,乃由於「蘊蓄之宏富」、「社會之變遷」、「思想言論之自由」、「交通之頻繁」、「人才之見重」、「文字的趨簡」、「講學之風盛」。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論及老子以前的時勢,歸結於「政治那樣黑暗、社會那樣紛亂、貧富那樣不均、民生那樣痛苦,有了這種形勢,自然會生出種種的反動。」是政治黑暗,民生苦困的結果。綜合而論,春秋戰國時代學術思想的發達,可歸納為「以往文化蘊積的宏富」與「政治社會環境的劇變」兩大基因。
就以往學術文化蘊積的宏富而言:學術思想的發展,由源及流,是必然的歷程。中國學術文化自黃帝至春秋戰國,學術發展已到燦爛的階段,封建貴族皆積有宏富的學養,據《左傳》的記載,深具才藝的學者比比皆是,如晉的叔向、齊的晏嬰、鄭的子產、宋的向戍都是多文知禮的博學者。而且每一封建區域都可自由發展適合本身的學術,因此積先民的智慧,遞相擴充,其機固有一觸即發之勢,故班固於《漢書‧藝文志》即將九流十家,追溯本源,雖有學者反對其說,但古代學在百官,在春秋戰國時代,因政治社會環境的變遷,散而為百家,似乎頗合當時的實情。
復從書籍傳寫的改進分析:以前從事文字紀錄與學術工作的人,只限於少數之官和收藏文獻的貴族,民間學者無能力著書編卷。其後,書寫工具進步,各國文字形體日趨簡化,書籍的流傳亦日廣,如墨子載書五車以遊諸侯、施惠學富五車,皆反映出當時書籍的廣傳與書寫方法之改進,學術領域一經擴大,思想亦自然奔放。
就政治社會環境的劇變而言:春秋戰國時代不論在政治、社會各方面都有著極大的變動。政治上從封建制度變向郡縣制度,經濟上從農業經濟變向工商業極度社會發達,社會上貧富階級代替了貴賤階級。在這傳統價值與傳統秩序崩潰中,有志之士紛紛提出救世之思想主張,或主張恢復舊制以維持秩序,或主張應時以建秩序,或倡修人定勝天,或倡順天以安人,競相為鼓吹自已的學說,實現自已的理想而努力。正如《漢書‧藝文志》所言:「諸子十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蜂出立作,各列一端,祟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確論也。
從政治之劇變分析:春秋時代由禮讓而爭奪,由德治而強權,遂出現了管仲的提倡「實踐、功利」而以「道德附庸的霸術」。至戰國時,列國分立,爭霸圖強,弱肉強食,兼併之風極盛。各國君主為求富國強兵,乃相競延攬人才,如秦孝公、齊宣王、梁惠王等皆是禮賢下士,使平民得以上達。而且各地民風不同,當權執政者又好尚各異,於是在各國君主求才若渴的環境下,百家蜂起,各引一端。
就社會之變遷分析:由於封建的解體,貴族的式微,社會階級的轉移。沒落的貴族為求生計,便以其所持有的修已治人之學術,廣開教授之門,亦以培養後學,使學在私不在官。自孔子鼓吹王道德治,開闢人文思想,開私人講學之風;老子倡無為而治,厭棄功利;墨子講求兼愛、尚利,及至戰國名流學者如孟子、荀子與稷下先生皆相倣效,而門徒又輾轉相授。此於學術之傳播影響極大,加上養士之風盛,更助長諸子之勃興。
就經濟之發展分析:戰國時代井田制度破壞,工商業勃興,使列國間的交通更趨繁複,有利於各地文化的接觸與傳播,助長了學術文化的倡盛。加上商賈大戶勢傾貴族,商用人呂不韋即因富而相秦,社會權力地位日趨懸殊,士人亦不甘寒微,各逞其雄辯,各肆所長,游說諸侯,如名、法、陰陽、縱橫諸家即崛起於此時,積極求取名利,由是而百家立作,促成諸子。
總而言之,文化蓄「積磅礡鬱」一觸即發,東周以來,禍亂相尋,社會紛亂,諸子身與時舛,或立言以匡世,或放言高論以取悅諸侯,於是成就我國學術思想史上最燦爛的時期。墨、法、縱橫、農四家重視功利,名、道、陰陽三家以思想雄辯見長,而儒家法古尊天,以人道而倡論,為後世取法,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
其一,促成秦之統一:周秦諸子竭力以解決當時戰禍頻仍,列國關係壞亂,民生困苦的問題中。最後獲致一共同的認識,以為天下之亂乃由於天下的不統一,故此諸子分從各國立場提出種種的統一方案,如墨子主張尚同、孔子著春秋倡大一統之說、孟子認為天下要安定必須定於一、荀子有齊一天下,四海若一家之說。《呂氏春秋》謂:「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統一的概念經諸子鼓吹以後,深入民心,秦即因有了此種思想意識的支持,遂能夷滅六國完成一統。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論秦并六國,完成全國大一統的路「不專因秦國地勢之險塞,及其兵力之強盛,而最重要的還是當時一般意向所促成。」可見周秦之際,百家爭嗚影響一斑。
其二,奠定中國哲學思想日後的趨勢:黃公偉在《中國哲學史》中認為兩漢以後的學術「因襲流變之跡,俱不出儒道佛反覆遞嬗之變化。」所言甚是。蓋兩漢尊儒傳,經董仲舒倡陰陽五行之學,天人合一之論,是先秦哲學的混合。從魏晉迄於南北朝,由道而佛,儒學漸衰。道家化為清談,道教衍出神仙之說,佛學乃得代興。至隋及唐初儒者及中唐以後之儒者,以維護儒家為主要事業,但仍無礙於盛唐以道教為國教。中唐韓愈、柳宗元雖力主復古,亦不能阻止佛學的大盛,由是放理學的先河。自兩宋迄於元明,標榜理氣來闡釋「心」、「性」,陽儒陰佛,陽儒陰道,是儒佛道的合流。至清代而重考據訓詁,是為漢學承宋儒程朱一派之學,而趨於實踐,而有經世致用新風尚,是為宋學。其後西學東漸而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衍變之跡,在在皆可見先秦學說之影響。
其三,完成日後人生態度的指標:儒家的精神,強調人的社會責任重在有為,具有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孔子曰:「已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為治世的原動力,為撥亂反正的良模,歷代名臣多具此積極進取的態度。而道家的精神重在「無為」、「獨善其身」,故恬淡自守而不肯以天下為事,可以養生,可以盡年,可以去爭,為治世的安定力,為亂世的清涼劑,歷代超逸之士皆具此出世觀念。由是「入世」與「出世」成為中國人的兩種人生態度。而此兩種人生觀又於文學有極大的影響,如唐代的杜甫,具儒家的進取精神,被尊為「詩聖」;李白具飄逸出世的作品,成就「詩仙」之名,名垂千古,是為一明顯的例證。
其四,奠定政治方針的指模:先秦的法家思想一直是支撐歷朝政治的骨幹,具有不可磨滅的意義存在,如漢初雖行黃老之治,仍兼行法家刑名之學;漢武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實際施政卻是霸王雜用。而且每當國家危疑弱亂之時,則施以法家手段,如三國時曹操好用權略,孔明治蜀,開誠布公,平正廉明,正是法家思想的表現。宋之王安石,明之張居正,銳意革新,力謀富強,亦參酌法家的學說。至於「治亂世,用重典」的觀念更是明顯的例證。
此外,先秦諸子的教育理論,主張啟發與自由,政治主張德化與平等,對外族主張同化和平,處處表現出大同的抱負,是先秦學術共有的態度。中國文化亦由是而奠基,搏成中國之民,族創建中國之政治制度,對內對外,造成此偉大祟高之中國國家,以領導東亞大地數千年之文化進程者,皆由此種觀念為之核心,而亦於先秦時期完成,可見先秦諸子影響後世之深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