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國共兩次合作的原因有何相似之處

1949年以前，國共兩黨各自的歷史雖只有大約三十年的光景，但當中兩黨的關係卻也著實複雜多變，而為了論敘上的方便，本文在概述國共關係演變時因應這段 時期國共關係之變化把之分作五個時期：一、國共合作醞釀期(1921 – 1924)；二、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1924 – 1927)；三、十年內戰時期(1927 – 1937)；四、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1937 – 1945)；五、國共內戰時期(1945 – 1949)。

國共合作醞釀期(1921 – 1924)

隨著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國共關係可謂正式開展。中共成立以後，竭力促成中共成立的蘇俄又或共產國際都明白到這時的中共以至共產主義必須在中 國謀求發展的空間。於是，他們的其中一個方法乃著力以「聯俄」為重點使孫中山(1866 – 1925)給予共產黨存在的允許，早於1921年，共產國際便派馬林(G. Maring, 1883 – 1942)會見孫中山，提出蘇俄會為國民黨的改組提供多方面的援助。及至1923年1月，蘇俄特使越飛(Abram Adolf Abrahamvich Joffe, 1883 – 1927)到上海與孫中山會面後，發表了《孫文越飛宣言》，標誌著孫中山確立了聯合蘇俄的方針。隨後，蘇俄代表鮑羅廷(Michael Borodin, 1884 – 1952)被孫中山聘為顧問以協助改組國民黨，顯示中俄正式加強合作，另一方面，中共亦在馬林的促成下通過了與國民黨合作的決議。故此，在這段時期，國共 兩黨在蘇俄這個中間人推動下，關係已由當初的不相關連而漸趨於密切。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1924 – 1927)

隨著國共合作醞釀多時，終於，在1924年1月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國民黨正式確立了「聯俄容共」的政策，而此政策的確立就正正 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實現。此後，中共黨員利用合法身份，在國民黨內活動，並開始掌握了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部份權力，結果部份早已反對國共合作的國民 黨黨員更顯不滿。及至國共合作的主要倡導者孫中山、廖仲愷(1877 – 1925)等人相繼逝世後，兩黨醞釀已久的矛盾遂都爆發出來了，令國民黨形成了南京與武漢政權的對峙。到了1927年，國民黨權勢人物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 介石(1887 – 1975)在上海進行「清黨」，及至7月，原本傾向支持中共的國民黨人汪精衛亦在形勢所迫、半推半就下與中共劃清界線，在武漢進行「分共」。清黨分共的行 動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的破裂及結束，亦明示了兩黨的關係轉而進入一個水火不容的境地。

十年內戰時期(1927 – 1937)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結束令兩黨的關係破裂，兩黨即進入一個互相攻伐的局面。國共合作結束後，中共立即在各地組織了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武裝起事，但皆迅即失 敗。於是中共轉而在各地建立工農紅軍根據地，並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與此同時，自1930年尾蔣介石取得國民政府以至全國境內的絕對性權 力以後，國民政府便開始致力消滅中共的行動，自1930至1933年，國民政府便先後五次發動數以萬計以至數十萬計的軍隊圍攻中共，並於1933年10月 第五次圍攻中共的行動中打敗中共，迫其退出江西的根據地，進行中共歷史上所謂的「二萬五千里長征」。1935年10月，中共於江西另立陝北根據地，繼續抵 抗國民政府軍。就在中共幾被殲滅之際，適時日本對華侵略日益加劇，全國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主張日熾，終誘發了令內戰停止之西安事變的發生。1937年2 月，「三中全會」召開，國共正式初步為停戰抗日達成共識，而雙方持續多年的內戰亦暫時得以停頓，第二次國共合作亦可謂正式開展。國共兩黨在這段自1927 年開始以來的所謂「十年內戰」時期內，相互間大小武鬥從未止息，關係陷於徹底的破裂。

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1937 – 1945)

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在抗日侵華的前提下再次發展到合作關係上。1937年「三中全會」的召開不但確立國共暫時停戰，亦標誌著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出現。同年 7月蘆溝橋事變爆發、日本侵華全面展開，中共便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國共乃正式在行動上合作攜手抗日。不久，國民政府分別將紅軍及南 方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及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在聯手抗日的同時，中共趁機建立敵後據點。結果引起了國民政府的不安，故抗日戰爭期 間，國共衝突不斷發生 ，及至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此次嚴重的國共武裝衝突事件正式使國共的合作關係陷於破裂邊緣，而此後的國共衝突亦愈演愈烈。及至1945年8 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抗戰結束後，國共兩黨為爭奪受降權和爭先搶佔戰略要地而發生此起彼落的激烈戰鬥。而第二次國共合作於日本戰敗投降後此刻已可謂是名 存實亡，故1945年8月抗戰的結束亦大致上可視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終結。在第二次國共合作這段時期，中共依仗日本侵華之機，致力蓄積實力，及至抗日戰 後，國共實力已大為接近，另一邊廂，國共之間雖以合作關係掛帥，但兩黨水火不容的關係在這段時期實只有暫時被表面壓抑而從沒有得到舒緩。

國共內戰時期(1945 – 1949)

抗戰結束後，第二次國共合作徹底瓦解，兩黨亦轉而進入一場大規模武鬥的內戰，雙方處於不可共存的時刻。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共的力量與國民黨相比只在伯仲之 間，而兩黨因日本投降後的諸多利害問題而發生激烈的衝突。雖然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與中共主席毛澤東(1893 – 1976)曾舉行會談於重慶，並在《雙十協定》的簽訂中對好些問題作了明確的記述，不過兩黨的激烈戰鬥依然持續。即使及後雙方在美國介入調停下簽訂了《關 於停止國內戰爭的協定》，國共內戰仍然在1946年6月左右全面爆發。在內戰初期，國民黨大致上佔了優勢，並攻佔了中共首府延安，不過，隨著中共實力的不 斷提升及國民黨的腐化這個此消彼長的情形下，國民政府在1948年以後已猶如強弩之末。三大戰役[3]以後，國民政府的精銳部隊已幾被中共殲滅殆盡，而中 共則開始在中國全境取得壓倒性的態勢。1949年10月，中共主席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12月，大勢已去的國民政府則撤出大 陸、退守台灣另立政權。國共內戰維持了短短四年，中共轉劣為優，迫得國民黨退守台灣，形成了隔岸對峙的另一局面。

縱觀這數十年國共關係演變當中，我們不難發現第一、二次國共合作可算是其中的關鍵點。

先論第一次國共合作，在該次合作前，國共只是在中國大陸上不相接觸的兩個黨派，關係是疏離的，但隨著蘇俄作中間人聯繫，兩黨得以展開合作；國共合作期間， 兩黨雖談不上真心、平等的合作，但仍得以相互共存，關係是良好而且較前密切的；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破裂，則令到兩黨認清兩黨根本上沒有可能走在一起，並從 此演至水火不容的關係上，即使日後有所謂既第二次國共合作，名義上以合作的關係掛帥，但根本談不上幾曾有過真正的合作關係，，關係之水火不容其實沒有真正 舒緩。所以只有第一次國共合作才是國共兩黨關係由無變有、，由優轉劣的關鍵點。

至於第二次國共合作，則應被視為國共強弱關係轉變之關鍵較恰當。第二次國共合作出現前，國民黨較中共實力高出一截，在對共作戰上也所向披靡，幾乎將中共殲 滅；但到了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展後，中共趁機蓄積實力，國共之間的實力差距在此次合作期間迅速拉近；及至第二次國共合作破裂後，中共實力有增無減，發展下去 比國民黨更是猶有過之。這種明顯的強弱關係之轉變正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國共兩次合作其實都是因為想對付共同的敵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