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中史

安史之亂與唐之衰亡

安史之亂之起因：
安史之亂為唐室由盛轉衰之轉捩點。現就其產生之背景分述如下:

玄宗為鎮撫外族，於邊疆設十節度使，令其掌有政治、軍事、財政大權；而當時府兵制己敗壞，朝廷防衛力弱，引致內輕外重之局面。
李林甫為杜?邊將入相之路，向玄宗進言，以胡人為節度使，胡人勢力坐大。
玄宗天寶年間，荒於政事，耽於逸樂，更寵信李林甫、楊國忠，兩人弄權舞弊，國事日非。
安祿山得玄宗信任，領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勢和龐大，久蓄異志；復因與楊國忠不和，恐其對己不利，藉討國忠為名，起兵反唐。
安史之亂產生之影響：
安史之亂前後八年才被平定，對唐室影響深遠。現分述如下:

政治方面：

安史亂後，唐室採姑息政策，封平亂之將領及安史降將等為節度使；節度使擁有轄境內之軍、民、財大權。其後節度使自相世襲，割據地方，不聽命中央，使唐中樞不振。
安史之亂，宦官李輔國擁立肅宗；肅宗以李輔國擁立有功，命出掌中央禁軍，開宦官控制軍之先例。日後宦權不斷擴大，專擅朝政，使朝政日壞。
安史亂時，唐向回紇借兵助平叛亂，恃功掠奪，令唐國威蕩然。自此吐蕃、南詔等擾邊不?，唐國力衰微。
社會方面：

黃河流域經多年戰亂，破壞不已，社會文化重心逐漸南移。
2. 北方戰亂頻仍，土地荒蕪，人民死於戰禍及流亡他地者眾，人口銳減。

經濟方面：

1. 戰亂時期，戶籍散佚，租庸調制遭破壞；藩鎮跋扈，地方貢賦不上中央；加上回紇又恃功苛索，使唐室財政枯竭。

2. 安史之亂，地方殘破，生產停頓，物資短缺，物價飛漲，朝廷復多方徵稅，致令民生困苦。

外族入侵方面：

安史亂時，邊疆精兵內調平亂，形成邊防空虛，南詔、契丹、吐蕃等乘機入侵，回紇亦乘時擾邊，邊患日重。

總言之，經過八年的安史之亂，唐室元氣大傷，從此步向衰落敗亡的道路。

附試題一: 或言安史之亂為唐代由盛轉衰之分界。此說當否?試論析之。

有言安史之亂為唐代由盛轉衰之分界,此說並不恰當。因為一國之衰落必有前因,斷不會因一件事就突然由「盛」立時轉向「衰」的。事實上,唐代在安史之亂前,其政治、 軍事及社會經濟已漸走下坡,而安史之亂則是將這些弱點暴露及加劇唐代的衰落而已。

一.唐代在安史之亂前已早有隱憂:

政治方面:

1.人主怠政:天寶年間,玄宗怠政,沉迷女色,耽於逸樂,政治日壞。《唐鑑》卷九載范祖禹評唐玄宗云:「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從一人之身而前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

2.用人失當:玄宗晚年居於深宮,政事盡交李林甫,國事日壞《新唐書.李林甫傳》載:「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可見他為禍甚深。此外,他為鞏固相位,杜絕「出將入相」之路,起用胡人為邊將,形成胡人勢力膨脹,威脅中央,是為唐室一大隱憂。其後,李林甫死,玄宗又寵信楊國忠。他為人「強辯而輕躁」,其處事「責成胥吏,賄賂公行」。同樣,楊氏非治國之才,使政治敗壞。

軍事方面:

1. 邊將坐大:唐在安史之亂前已隱藏了種種危機,尤以軍事為甚。玄宗時採張說建議,以?騎取代腐化了的府兵,可是?騎以募兵制度實有其缺憾,因中國傳統觀念:「子弟為武官,父兄皆不齒」,故中央軍力薄弱,出現嚴重真空。反之,於邊防的十大兵鎮,各節度使勇武強悍,戰鬥力強勁。因此,唐室嚴重地外重內輕,這是在安史之亂前,唐室之一大隱憂,也是衰落之先兆。

社會方面:

1. 貧富懸殊:天寶年間,豪強兼併,出現大量莊園,農民更成為地方的佃農,貧富已趨懸殊,如杜甫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可見唐代於安史之亂前,社會經濟已出現問題。

由此觀之,唐代於安史之亂前,其政治、軍事和社會經濟三方面已出現問題與隱憂,故可推翻「安史之亂為唐由盛衰的分界」一說。當然,無可否認的是安史之亂的出現,確實為唐室帶來很多負面的影響,嚴重地加劇了唐室之衰落。

二.安史之亂帶來的負面影響:加劇唐室之衰落

政治方面:

1.促成藩鎮割據:安史之亂期間,唐室為求平亂,採取姑息政策,積極拉攏安史降將,如田承嗣、李懷仙等等,且節度使的職位可私相授受,中央無力過問,自然安史之亂降將擁兵割據,對抗中央。

2.間接引發宦官專權:安史之亂,為宦官干政締造了不可多得的時機,如宦官李輔國擁立肅宗,掌政;宦官魚朝恩,仇士良等的弄權。此後,宦官日漸掌握軍政大權,廢立君主,控制唐室政局。

藩鎮割據及宦官專權都是唐日漸衰落之關鍵,可見安史之亂對唐室負面影響之深遠。

社會經濟方面:

1.戶籍散失,嚴重影響唐室收入。

2.貧富懸殊情況無法改善,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

3.北方嚴重殘破

對外關係方面:

1.回紇長期苛索:回紇恃平安史之亂有功,向唐室苛索。

2.外族不斷入侵:如:吐蕃、南詔

3.天可汗制度崩潰

總結而言,唐室在安史之亂前早已出現隱憂,政治、社會經濟等己存在問題,國勢已趨向衰落。而安史之亂無疑對唐室帶來極深遠且嚴重的負面影響,使唐室無可救葯地踏上衰亡之路。所以我們可以說唐室在安史之亂前己早有隱憂,走向衰落,而安史之亂只不過將唐室內藏的種種問題暴露出來和激化而已。安史之亂只對唐室衰落起加速的作用,唐室的衰落並非安史之亂暴發後才發生。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迁”，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起义，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起义，同年的浙西方清起义，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起义，舒州杨昭起义，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