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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化大革命或文革)是一場開始於1966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的重大政治運動,現在被廣泛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至今最動蕩不安的災難性階段,常常被稱為「十年動亂」或「十年浩劫」。
毛澤東提出「四個存在」的理論,即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發展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的被捕後被宣佈「勝利結束」(1978年憲法《序言》:「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使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但是部分史學家認為1969年時文革就已真正的終結,真正動亂的時期只有不到3年;也有人認為文革在1974年周恩來、鄧小平重新執政後結束。不過,在中國官方和民間,一般都認定文革是從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始,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事件止,歷時十年零五個月。
文化大革命在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被正式否定,決議認為毛澤東負有責任。該決議的正式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對文革的正負兩面評價
對於文化大革命,現在中國官方自從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後,始終採取否定的態度。其長期正式的說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反動集團(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並指出毛澤東應為「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主要責任。文革爆發原因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毛澤東對國內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對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作出了極端的估計;另一方面,由於毛澤東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功績,使他的聲望達到高峰,成為人民心目中的「偉大領袖」,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逐漸脫離實際而個人專斷,凌駕於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的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受到嚴重破壞。
受此文件影響,多數中國人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經濟文化停滯甚至倒退,所有的中國人都不同程度的承受了這場不幸。由於文革是由毛澤東策劃、發起和基本控制的,毛澤東應為這場災難承擔最主要的責任。還有一些人認為,文革本質上是毛澤東等人依靠支持群眾奪回喪失的權力而發起的政治運動,毛澤東正是包括江青在內的文革中堅的後台人物,他在文革爆發初期不斷對當時的黨中央施加壓力,引致文化大革命一發不可收拾。
但也有人認為,文化大革命後改革開放措施使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政權性質變質,而毛澤東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用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是正確的。有很多人,特別是不少中國農民,懷念毛澤東時代平均主義和有免費的赤腳醫生醫療的生活;他們不滿現在的醫院收費過高、房價暴漲、教育市場化的現實,甚至稱「看病難、住房難、上學難」為所謂的「新三座大山」。[來源請求]很多人痛恨現在的黨員官員大規模腐敗,認為文革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反腐敗鬥爭,是真正動真格的反腐敗。[來源請求]有人認為,毛主席時代倡導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聯」和「下級批判上級、群眾批判權威」等是真正的民主體現,相對於西方民主而稱文革為「大民主」。[來源請求]還有一些人認為,那時中國人全民族擁有信仰,充滿鬥志,不像現在這樣迷茫困惑無助。在世界上的毛主義者,比如尼泊爾毛主義黨,更認為「文革只有小過,無大錯」,1978年以後的某些人則是背叛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道路的「修正主義者」。[4][5][6]
在文革結束後不久,中國便出現了以《班主任》、《傷痕》等為代表的「傷痕文學」的流行,代表了當時社會上對於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著名作家巴金在從1978年開始撰寫的《隨想錄》中,對於文革也進行了反思。並且在此後不斷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倡議。在2005年春節,廣東省澄海市塔山風景區上、民間組織的文革紀念館正式開放,但直至4月17日,經《汕頭都市報》報道後才引起注意。
在臺灣,國民黨執政時期對文革的評價一直非常負面。雖然台灣在這二三十年來有著非常驚人的變化,許多價值觀已經被顛覆,但由於歷史的原因,很多台灣人還是對於文化大革命抱著極為負面的觀感。文革一度是台灣人拿來罵人的用語,因為文革被宣傳為中國共產黨最惡毒的統治罪行,而且是中國二十世紀的最大災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