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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本土意識是孕育自殖民地社會﹐一九六七年左派暴動後﹐「公民身份」﹑「歸屬感」等詞語以反共宣傳方式大量出現﹐隨後是「香港節」一連串活動。八十年代香港前途問題出現﹐本土政治力量逐步浮現﹐但同一時間中國政府以反對三腳凳為理由﹐不承認有“香港”這一部分﹐香港前途是中﹑英兩國政府之間的事情﹐香港由始至終都沒有獨立於中﹑英之外的身份。
八十年代是香港本土意識建立的關鍵時刻﹐基本法起草﹐本土政治力量出現﹐民主運動開始在中﹑英之間尋找空隙﹐在社會構成方面﹐隨著七﹑八十年代經濟發展﹐土生土長的中產階級﹑專業人士階層不斷擴大﹐他們是殖民地教育﹑競爭﹑機會均等制度下的受惠者﹐經濟成就令香港人獲得自尊﹐香港經驗值得自豪。
九十年代港督彭定康逐步將香港人﹐香港生活方式與政治扣起來﹐聯合聲明所謂“生活方式不變”﹐已不是“馬照跑﹐舞照跳”﹐而是扣緊公民權利﹑法治﹑言論自由等公民社會基礎。
至此﹐香港本土意識﹐已經從矇矓的族群居住觀念演變為具政治意識的一套生活方式。
而過渡期的「香港身份」﹐「生活方式」的政治化﹐同時亦開啟了九七後的重重危機。
香港本土意識先天上已孕育自殖民地社會﹐從中國中心的角度來看﹐已屬「政治不正確」﹐再加上彭定康時代重新定義香港生活方式過程中﹐中﹑英雙方的激烈鬥爭﹐在在加深後中國政府對香港本土意識的敵意。
從中國政府角度而言﹐殖民地是一個錯誤的年代﹐彭定康更是錯誤中的錯誤﹐到一切需要撥亂反正時﹐在掃除彭定康遺毒之餘﹐更需在香港後殖民時代重塑中國性(Chinesness)。
從特首當選後的一連串言論﹐已有明顯跡像顯示在香港重塑中國傳統是未來特區政府的一大使命﹐這不單是民族主義的問題﹐而且有其政治需要。
在人大廢法﹐特首辦出諮詢文件一役中﹐可見這種意識形態鬥爭的端倪﹐在董建華眼中﹐傳統文化重視社會秩序﹐人權是西方個人主義的產物。
正如史學家Hobsbawn所言﹐「傳統文化」的塑造有其選擇性﹐當特區政府利用社團活動﹑媒體﹑公民教育﹑國家教育來重塑香港社會“傳統中國文化”時﹐將會選擇性地以達致政治控制為目的。屆時﹐本土意識將會被標纖為“西方文化”﹑“殖民地殘餘”。而整個「香港人」﹑「香港生活方式」將重新還原為一個「居民」﹑「出生地」以及“馬照跑﹑舞照跳”的觀念。
今後﹐香港人的本土意識意涵﹑香港人的身份﹐將會隨著政治的轉變而分解﹐再建構﹐然後再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