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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及日治時期 - 階段1: 1900年-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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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九廣鐵路尖沙咀站
踏入20世紀初,香港發展成為與南中國貿易的轉口港。香港人口穩步增加,市區面積亦按此增大。1876年香港人口14萬人,至1914年已增至50萬人。隨著城市發展,香港一路增設各種現代市政建設,例如電車、火車、煤氣、電力、電報等等設施一一在香港出現。而於1912年成立的香港大學,為香港培養技術人材。
1911年以孫中山等人為首的群眾推翻滿清政府,中華民國成立,然而其局勢一直動蕩不安,使不少人逃難來香港。而民國政府對廢除包括香港割讓的不平等條約顯得有心無力,更因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未能藉《凡爾賽條約》收回德國控制的山東,使排外情緒更為高漲,並蔓延到香港,成為1922年海員大罷工及1925年至1926年省港大罷工的導火線之一。
1931年起,隨著大日本帝國佔領中國東北三省,香港更開始面對日本的威脅,使英軍考慮加強對香港的防衛。而當時全球經濟大蕭條及銀本位貨幣制度受到衝擊,都對香港經濟構成一定影響。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正式爆發,除了使大量難民湧入香港,更代表日軍的威脅更接近一步。
日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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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於1941年12月26日在皇后大道進行入城步操,領先騎馬敬禮者為酒井隆。
香港在英國統治下的發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日軍佔領時中斷。
日軍佔領時,由酒井隆出任最高長官,直至磯谷廉介抵任首位管治香港的日本總督。日軍在香港濫殺無辜,香港市民反日情緒高漲,有平民在香港島的山頭伏擊日軍將領。到了日軍佔領的中期,更有香港居民參與東江游擊隊,在新界等地方對抗日軍。
日治時期,香港在經濟、民生等方面皆受摧折。經濟上,日軍強迫香港市民以港幣及法幣(國民政府貨幣)兌換日本軍票,到了戰後所有的軍票都不獲承認而變成廢紙。戰時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大幅下降,香港的經濟陷入低谷。日本又在香港實行皇民教育,除了禁止使用英文及強迫使用日文,香港的街道地區亦被改成日文。由於食品及其他物資嚴重不足,加上日軍在香港實行疏散政策,鼓勵或強迫市民離開香港,戰後香港的居民人數大減至70萬左右。
戰後發展 - 階段2: 1951年-1980年
經濟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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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徽章(1959年至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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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九龍彌敦道
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抗戰勝利以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一度在聯合國上要求收回香港,但礙於當時國共內戰已經開始,國民政府又沒取得美國支持,無力向英國政府取回香港。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與英方就香港問題達成協議:中方(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意收回香港主權,也不干預支持中華民國的軍民在香港的活動,用以換取英國承認中國大陸的新政權。[來源請求]1950年,英國承認位於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繼續承認撤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是蘇聯以後第一個承認新政權的歐美國家。
因國民黨政權被推翻,數以萬計的人從大陸逃到香港。香港人口由1947年的180萬,增加至1951年的220萬。新移民提供了廉價勞動力,更重要的是把技術和資金都帶來香港。因中共政權推行鎖國政策,不少外國公司把辦事處從上海搬到香港。加上1951年爆發的韓戰使聯合國對中共政權實施禁運,香港原先依賴的轉口港貿易不能維持。這些都為香港經濟轉型為工業為迅速發展創造條件,使香港搖身一變成為製造業中心,初時以紡織業為主,其後擴展至成衣、電子製品、鐘錶及印刷等。
國共兩黨的衝突也蔓延到香港。1956年10月10日,右派工會策動大規模破壞活動,連日搗亂多家左派機構,暴徒並四齣搶掠導致300人死傷,稱「雙十暴動」,港督葛量洪派遣軍警搜捕暴徒才告平息。國民政府的情報人員從此被禁止進入香港。到了1960年代,隨著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影響下,香港於1967年的一場勞資糾紛演化成暴動。香港街頭被暴徒放滿寫上「同胞勿近」的真假土製炸彈,使香港陷入一片恐慌之中,經濟一片蕭條。而深圳方面的紅衛兵亦多次意圖越過中港邊境,並與沙頭角的香港警察發生鎗戰。後來中共政府的總理周恩來,堅持不打算收回香港,這事件方逐漸平息。
暴動過後,港英政府意識到要改善民生,緩和社會矛盾。港督麥理浩在任內推行多項措施。最主要的是推行廉價出租公屋政策,使低下階層逐漸由山邊寮屋搬至公屋,改善生活環境。另外,麥理浩成立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打擊政府內嚴重的貪污問題。政府亦推行「九年免費強迫教育」、大學生資助計劃、廉價和優質醫療等,使香港步入現代化城市之列。再加上經濟迅速增長,香港與台灣、新加坡和南韓四個地方並列「亞洲四小龍」。
1970年代初期,由於新界土地契約的問題,使港英政府不得不考慮香港前途的問題。英國政府曾經多次要求向中國政府延續新界的租約,揭開了中英兩國就香港主權移交問題達20年爭拗的序幕。
過渡期 - 階段3:1981年-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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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香港
隨著中國大陸在1980年代的經濟開放,加上本地工資上升,香港的製造業逐漸北移。香港逐步轉變為以商業及旅遊為主的城市。香港在人均壽命、識字率及人均收入等各項社會經濟指標皆擁有驕人成績,足證香港在20世紀最後40年所獲得的成就,但主權前途問題卻亟待解決。
1980年代初,新界租約將於十多年後屆滿,最初英國向中國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主權歸中國,但英國人仍保留治權。不少香港傳統上流社會的政治及商界精英,開始時亦支持有關建議,但遭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否定。中國堅持英國對香港沒有主權,只有治權;而且中國不單要收回新界,更認為把香港島和九龍割讓的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必須整體收回香港;但承諾保障香港人「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權利。鄧小平認為香港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系不同於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體制,立即融合對雙方均無好處,故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辦法,在收回主權的同時,容許香港擁有獨立的經濟及政治制度,即所謂「高度自治」。
1984年12月19日,中英雙方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根據這份聲明,英國將在1997年7月1日把香港的主權歸還中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上述協定中,中國政府會「一國兩制」政策,確保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在香港實行,並保證香港在除外交及國防外的各方面都擁有高度自治,直至2047年——是謂「五十年不變」。《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對中國共產黨統治沒信心的香港人紛紛移民歐美,帶起第一浪香港移民潮。
在1984年至1997年之間,香港銳化成為全亞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香港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全球排十名以內,但巨大的財富卻未能掩蓋香港人對未來政權更替的憂慮。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事件,香港絕大部分人反對鎮壓,除了逾百萬人大遊行外,更曾罷工、罷市、罷課一天,其後更引發新一浪香港移民潮。為穩固民心,當時港督衛奕信提出香港機場核心計劃。
1990年4月4日,《香港基本法》正式通過,象徵主權移交後的小憲法得到落實。1992年7月,彭定康獲委派為最後一位港督。由於六四事件後,民主進程一直備受港人關注,因此彭定康上任後,在香港推行民主政制改革,在香港立法會增加直選的議席,但北京當局認為彭定康的改革違反了《基本法》,港英政府跟北京之間的關係變得十分緊張。
主權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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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主權交接儀式
1997年7月1日,英國把香港的主權和治權歸還中國。北京拒絕接納彭定康時期民選的立法局,改為成立臨時立法會取代。下級議會即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和區議會都作相類的安排。董建華成為第一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陳方安生和曾蔭權分別順利過渡為政務司司長(前稱布政司)和財政司司長(前稱財政司)。大部分華籍政府高官也順利過渡到新政府。
近年由於中國大陸的經濟開放,自1990年代香港的傳統工業致力進行經濟轉型,尤其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不少製造業都將工序移到中國內地,因此很多工人因此而失業或轉向服務業,2003年統計香港是全球第十大服務出口地, 加上完善的司法制度和新聞自由,香港成為超過3200家國際企業選擇在香港設立亞洲區總部或辦事處,主要從事的業務包括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其他商用服務(例如會計、廣告、法律等行業)、銀行和金融、製造業、運輸及相關服務。
總結:
香港的經濟是一個高度依賴國際貿易的自由市場經濟系統;因為香港缺乏自然資源,食品及原料均需從外輸入。事實上,入口及出口(包括轉口)都超過國內生產總值。即使在1997年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前,香港的貿易和投資都與中國大陸有密切關係,中國大陸長期是香港最大貿易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