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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學者劍橋大學中國經濟中心主任張煒的評論:「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三個難點」的文章中,他指出中國經濟繼續以超高速度增長既給中國帶來了驕傲,也給政府帶來了尷尬。驕傲的是,中國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似乎正朝著其夢寐以求的世界強國的地位又邁進了一步。尷尬的是,幾乎所有的政府宏觀調控目標,如降低增長速度、改變依靠出口和投資帶動增長的經濟結構、將更多的資源用於改善人民生活等等,都沒有能如期實現。中央政府的權威似乎並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有效。
這種尷尬的局面表明,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正面臨進退失據的困境。這種困境是當前中國經濟、社會中的三個難點問題的具體體現。
第一個難點是,經濟增長的速度既高不得、又低不得。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始終停留在一種外延式的增長陷阱之中。按照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的綠色國民生產總值統計口徑,如果將增長的環境和社會成本也考慮在內,中國實際上是負增長。換一句話說,中國當前的增長,是以破壞未來中國人民生存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來實現的。這樣的增長,說好聽一點是借來的增長,說難聽一點是掠奪來的增長。
這樣的增長一是沒有福利效果,二是不可能持續。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把經濟增長速度降下了,把經濟中的結構問題調整好。但是,中國目前有五、六千萬的城鎮失業人口,還有兩億多的剩餘農村人口等待流向城鎮。經濟速度一降下來,本已巨大的失業壓力就更大。中央政府似乎並不敢冒這個風險。
第二個難點則涉及對外經濟政策,那就是人民幣升值既快不得、又慢不得。去年,中國的外貿出口繼續以超高速度增長。外貿順差和國家的外匯儲備均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作為世界第一位匯儲備大國,中國面對越來越強的國際壓力。人民幣不得不緩慢卻逐步地走向升值。
人民幣匯率,如果拒不升值,不僅無法調整以出口帶動增長的不穩定的經濟結構﹔同時也意味著中國窮人繼續以低消費來補貼發達國家消費者的低物價。除此之外,由於購買外匯所發行的人民幣過量,中央銀行最終有可能失去對國內貨幣政策的控制。但是,如果實現人民幣較快速度的升值,那麼,中國低素質的出口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就會遭到削弱,從而對國內的失業問題和農民工的收入分配帶來強烈的震撼。
第三個宏觀政策的難點是,社會收入政策的變化,既左不得、又右不得。二十九年來,中國貧富之間的收入差距已經達到了令人無法迴避的程度。用來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指數,在中國已經高達零點四六。這個速度,不僅高於所有的發達國家,也高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任其發展下去,社會走向崩潰只是遲早的事情。
正因為如此,胡溫執掌政權以來,多次許諾要解決這一問題。不僅許願要提高弱勢群體的收入,而且還許願解決普通老百姓的醫療、社會保障等問題。許願歸許願,但是具體的措施卻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樓。"
從口頭上看,胡溫政府似乎是想從鄧小平的路線向左轉,使政策導向由"保護企業家、保護競爭"的"右導向"轉向"保護窮人、保護公平"的"左導向"。但是,沒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沒有企業家的支持,中央政府拿不出錢來實現對窮人的承諾。從企業家的口袋裡搶錢、從地方財政掏錢,又怕影響他們推動經濟的積極性,從而最終使得中央財政的收入下降。現在的麻煩是,諸多的許願已經將老百姓的期待值越提越高,但是資源困難仍然沒有解決的前景。
由於中國政府在這三個難點面前舉棋不定,所以所有的宏觀調控政策都只能是進一步、退兩步,半心半意地蹣跚而行。這正是許多宏觀政策無法奏效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國沒有一個合理的政治框架,供不同的社會集團就社會難點問題進行有效的協商,從而尋求最有可能被社會各界接受的妥協方案。這種狀況正是各種經濟和社會問題不斷積累,難點問題不斷惡化的根本原因。
其實當然中國的經濟發展的勢頭是很好,不過若果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三個難點都未能解決,其實中國要堀起或成為世界強國尚未成功,各位中國領導人和市民仍需努力。
中國由於經濟高速的發展亦促進中國與更多國家在經濟貿易上的接觸。很明顯歐洲的國家和美國都非常垂青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大家都在互惠互利的大前題下有貿易來往。不過中國的經濟發展亦成為其他國家的憂慮如「中國崛起的威脅論」。中國事實除了經濟發展迅速外、軍事、太空、核武等的發展都令其他強國擔心!
不過中國需要留意與世界接軌,做事的方法都要合乎國際標準,要遵守國際商業和知識產權的規則,才能真正融入國際社會。相信中國還要一段時間才能達到國際標準。加上中國還要處理人權問題、環保問題、衛生問題、法治問題、貧污問題、民主問題、貧富懸殊問題、禮貌問題等等還需要實事求事的社會、政治和民生的問題。
所以雖然中國的經濟發展迅速、對外方面都有強國的風範,但其實若果說是要成為世界強國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