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春秋戰國的學術思想問題!!■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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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學術思想

百家爭鳴局面出現的歷史原因

　　“百家爭鳴”出現首先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戰國時代的封建經濟的飛躍發展爲“百家爭鳴”創造了前提。自然科學水平比以前發達，天文、曆法、數學有了新突破，醫學、地學、工藝學等在古代世界處於領先地位，這些成就爲古代的唯物論和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提供了許多新鮮的思想素材。

　　在社會大變革時期，階級矛盾錯綜複雜，各種鬥爭交織在一起，使階級關係出現了新變動。當時的社會矛盾有：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是主要矛盾，還有地主階級和沒落奴隸主的矛盾，農民階級和沒落奴隸主的矛盾，奴隸主和奴隸的矛盾，手工業者與地主階級、奴隸主階級的矛盾等等。他們都要從維護本階級的利益出發，尋找自己的代言人，推銷自己的主張，恰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在階級存在的條件之下，有多少階級就有多少主義，甚至一個階級的各集團中還各有各的主義。”（《新民主主義論》）

　　“學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學興起，士的解放，這是“百家爭鳴”出現的重要原因。春秋戰國以來，私學興起，在私學中培養出一大批士，原先文士、武士不分，現在從士的隊伍中分化出一大批文士。齊稷下學宮是齊威王、宣王時期東方各國文士聚集活動的場所。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十分尊寵他們。先後來學宮的著名學者就有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荀卿也曾遊學於稷下學宮。這裏盛況空前，學士可達數百千人。

　　這些士從武士分化出來專門從文，他們“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集中精力探討學術問題，有了這樣一支專門隊伍，有利於當時的學術繁榮。過去的士人身沒有自由，他們“不臣二君”，還要“委質於君”，按宗法等級制規定：“大夫臣士”，士必須隸屬于大夫。現在的士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出現了“邦無定交，士無定主”的新情況，他們爲了宣傳自己的觀點，周遊列國，可以選擇與自己政見相投的新主子。現在文士隊伍空前增多，以中牟這個地方爲例，王登任中牟令後，重用和獎勵文士，所以“中牟之人棄田耘，賣宅圃而文學者邑之半”。

　　戰國時代養士之風風靡一時，養士著名的“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魏信陵君無忌因禮賢下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趙平原君勝“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得敢死之士三千人。齊孟嘗君田文“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甚至“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秦呂不韋招致士，養食客三千人。編纂《呂氏春秋》，也當以文士爲主。食客成分複雜，其中必有部分爲文士。這些士掙脫了奴隸制的束縛，周遊列國，奔走呼號，發表自己的見解，活躍了戰國時代的學術空氣。

（選自詹子慶：《先秦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諸子百家和百家爭鳴

　　我國的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社會大變革時期。這種變革深入到各個領域。其中，反映到思想意識領域，就出現群星燦爛的“諸子百家”，和錯綜複雜的“百家爭鳴”局面。“諸子”是指各種不同學術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百家”是個泛稱，言諸子之多。“百家爭鳴”，則是指諸子各家之間所展開的互相駁倒、互相論辯的生動學術局面。

　　我國古代的思想家和歷史學家，曾對諸子加以歸類，有西漢初期司馬談“陰陽”、“儒”、“墨”、“法”、“名”、“道”等“六家”之分，及西漢末劉歆於“六家”之外，另加“縱橫”、“雜”、“農”、“小說”等“十家”之說。這種分類對研究那段錯綜複雜的學術思想歷史，很有幫助，因而多爲後世學者所沿用。但不管“六家”或“十家”之說，均不完善，因爲如當時已相當發展之“兵”、“醫”、“天文曆法”等方面，均有學術著作問世，而且前後相承，自成一派。另外，有些歸類也未必適當，如有人把楊朱歸入道家，甚至說成是道家之祖，則不合適。在社會思想上，道家主張“無爲”，楊朱則主張積極有爲，這就是道家後期的主要代表人物莊子所以猛烈抨擊楊朱的原因。

　　另外，諸子一家之中，也在隨著社會的發展，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論點，也出現很大差異。比如，孔子死後，儒分爲八。戰國時期，儒家學派的孟子、荀子就存在很大的思想差異，同爲人性論者，孟子主張“性善說”，荀子主張“性惡說”。荀子在孔子禮治思想中加進了法治思想，因而有人將其誤爲法家，其實他和孟子一樣，在主要思想方面，仍師承孔子，爲戰國後期儒學大師。如果以對哲學的基本問題，即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如何回答作標準，就會發現，同屬儒家學派的孟子和荀子，在哲學上卻分屬唯心論和唯物論兩個陣營。相反的，屬於道家的宋鈃、尹文，卻與儒家學派的荀子同屬唯物主義陣營。

　　對以上情況有個大概瞭解之後，才會對“百家爭鳴”的錯綜複雜形勢，找到一把理解的鑰匙。因爲，不僅各家之間，既有思想交鋒，有者甚至勢同水火，又有思想融合，相互吸收，甚至加以改造和批判繼承，如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子，卻對老子的“道”加以批判繼承，放到自己的思想體系之中。這從他《解志》、《喻志》兩篇文章論點中，可以窺見其一般。再如儒法兩家，亦非壁壘分明，不可逾越。相反，在荀子身上出現了儒法合流的趨向。而“荀、孟”之爭，卻是在儒家一派內部進行的。從以上複雜的形勢中，使我們看到，這種“百家爭鳴”的局面，是如何促進了我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發展和繁榮。隨著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國家的出現，這種“百家爭鳴”的局面也就基本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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