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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要禁絕天主教,史實顯示是當時羅馬教廷對中國祭祖文化一知半解,傲慢無知,不聽對中國文化有深厚認識的耶穌會教士意見,也不聽康熙皇帝對中國祭祖的解釋,硬要當時中國的天主教徒停止祭祖,引致康熙下令禁教。
本來在明末最早來華的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如利瑪竇,虛心學習中華文化,更與明末多位高級官員及文人交往,令不少中國知識份子信奉天主教,更著意將天主教中國化,例如GOD翻譯為『上帝』,其實『上帝』一辭是上古中國人對人格化的天的稱呼,利瑪竇就是廣閱中國古藉得知『上帝』一辭,用來令中國人更明白基督教的神,利瑪竇更認為中國人敬的天就是基督教徒敬拜的上帝,兩者無分別。
由於利瑪竇等耶穌會教士沒有挑戰中國傳統儒家文化,而且教士們本身行為端正,沒有像清末一些傳教士破壞中國地方安寧,再加上他們引入西方較為先進的科學技術,最初都得到不少皇帝、官員及知識份子支持,尤其是康熙皇帝最初都支持天主教在中國發展,在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康熙甚至下詔天主教教士可在中國公開傳教,估計康熙中期中國的天主教徙已增加至三十萬,更有謂當時北京每年就有四五千幼童在教堂領洗。
正當天主教在中國有可觀的發展時,祭祖尊孔及敬天的問題卻破壞了中國人與天主教的關係。由於基督教是一神宗教,故反對敬拜其他神靈偶像,而最初耶穌會教士認為中國人祭祖尊孔並非是對神靈的崇拜,只是中國人記念先人聖賢的表示,但後來以西班牙為基地的道明會及方濟向會的傳教士來華,由於西班牙當時是最保守的天主教國家,兩會的教士認為中國人祭祖尊孔為偶像崇拜,將敬天等同敬拜基督等同,都有違基督教義,更指責耶穌會教士容許中國信眾保留祭祖尊孔的傳統禮儀,最後向羅馬教廷告發耶穌會。
其實兩派教士的爭端不單是教義問題,當時以西班牙與法國葡萄牙敵對,國與國的爭端漫廷至宗教領域,由於耶穌會教士以法國及葡萄牙人為主,對以西班牙教士為主的兩個差會的東方傳教工作不加支持,令兩派教士的紛爭更加劇。
兩派在羅馬教廷爭論是否容許在歐洲以外的信眾保留本身文化習俗,爭持了幾十年,但反對天主教徒祭祖的一派漸在教廷得勢。當時耶穌會教士已向康熙表明他們容易中國信徒保留祭祖敬孔的習俗受到非議,康熙於1701年特地向羅馬教廷致函解釋中國人敬天祭祖尊孔只是記念先人及尊師重道的儀式,並非神靈崇拜,康熙更指出中國人沒有視孔子及自己祖先是神。但羅馬教廷卻沒有接受康熙解釋,於1703年,羅馬教廷任命一名反對耶穌會傳教方法的教士顏璫為遠東主教,次年羅馬教廷作出有裁決性的結論,認為中國人祭祖尊孔的行為是神靈崇拜,有違基督教義,並下令禁止教徒一切祭祖尊孔行為,及再不可將敬拜基督等同中國的敬天,對中國來說,這令等同反對中國文化,康熙本想透過溝通平息紛爭,甚至接見遠東主教顏璫,但顏璫直斥中國為無神之地,康熙一怒之下放逐了顏璫往黑龍江。當時康熙下令所有天主教教士若非按以往耶穌會教士的傳教方式傳教,一律要離開中國。但當時所有天主教教士都隸屬羅馬教廷之下,一定不可以違反羅馬教廷旨意傳教,故康熙要天主教教士維持耶穌會方式傳教才可留在中國,變相是禁絕了天主教。
後來康熙還多次向羅馬教廷解釋中國的祭祖習俗,並一直沒有放棄機會與羅馬教廷溝通。但羅馬教廷一意孤行,康熙在位晚期也開始懷疑教廷想籍宗教干涉中國內政,故他開始對天主教會不滿。後來雍正繼位,由於耶穌會教士曾協助與雍正政敵的八王子允唐,故雍正繼位後對天主教更加不滿,教禁越來越嚴。至乾隆初年,羅馬教廷禁耶穌會教士來華,清廷的教禁更比康熙雍正兩朝更嚴,以至天主教在中國式微,直到清末南京條約簽定後基督教士才能大規模在中國傳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