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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1920-1995），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作家。隨著她的《沉香屑》、《第一爐香》在《紫羅蘭》（主編周瘦鵑）創刊號上開始連載，遲至1943年才登上文壇的張愛玲，在短短兩三年內，在按常規似乎最不適宜文藝生長的「低氣壓」時代，奇跡般地以其令人一新耳目的「傳奇」小說、「流言」散文，成文上海淪陷區新起作家中最耀眼的一位，中國現代文壇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
幾十年的沉寂之後，先是60年代在台灣，後是80年代在大陸，張愛玲和她的作品重新被認可。隨著張愛玲以自我封閉的獨特方式在美國謝世，更是在世界華人範圍內引發了閱讀和研究張愛玲的熱潮。張愛玲現象已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現代文學學術史乃至文學接受史中不容忽視的重要現象。
對於對任何文藝現象，包括諸如張愛玲的接受現狀這樣的即成事實，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都是正常的。然而，不正常的是，〈「張愛玲熱」要降溫〉1一文全盤否定張愛玲的依據，是莫須有的政治身份問題：張愛玲是「文化漢奸」。 幾年之後，同一作者在幾篇文章中仍堅持張愛玲是「以不同方式附敵附偽的作家」的代表2。當然，幾篇文章同時還反覆申說張愛玲的作品如何「思想庸俗，藝術上也極沉悶」。後者是無可厚非的。因為，對於作為審美主體的自然人來說，任何評價標準、審美趣味都是天然合理的。但向社會宣布張愛玲是「文化漢奸」則不然。因為這關涉到被控方張愛玲的社會身份和政治命運，嚴格的說，就成了一宗案件，結論必須有法律條款支持，還要有相應的法律程序。那是司法、檢查機關的工作。作為職業文學研究者，這裏僅限定在學術的範圍內為張愛玲一辨。
把已經納入中華文學通史的張愛玲界定為「文化漢奸」，在學術上是謬誤的，在政治上是很不負責任的。之所以形成這樣的結論，除了思維方式和政策尺度方面的失誤外，主要還在於，〈問題〉、〈分歧〉等文主題先行，在相關材料的使用上缺乏嚴謹的客觀求實態度。斷章取義地引證和解釋傅雷那篇有名的〈論張愛玲的小說〉，以及曾與張愛玲私交密切的柯靈的回憶，就是例證。
參考資料: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30508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