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讓制度之關係及對當代及後世之影響

禪讓是指皇帝不把皇位傳給自己的親屬, 卻把皇位傳給一些有賢德的人 . 中國歷史上只有堯, 舜 時是行禪讓制度, 因為禪讓制度會令君主不能建立一個 家天下 的局面.

對當代的影響:
可以選一些有德行,有能力的人做皇帝, 百姓可以有一個好的生活環境, 政局清明.但若在位者無法找到一個合適的人選, 在他死後會出現一段時間的政權交易, 令政局動盪.

對後世的影響:
這個國家能持續發展, 不會因為政權交易而阻礙發展.但如果前後兩位在位者意見或志向不同, 就會令長遠政策難以施行

禪讓制度之關係及對當代及後世之影響

古代先聖賢王﹐都以傳賢方式傳位﹐ 堯讓位於舜﹑ 舜讓位於禹﹐均被譽為最理想之體制﹐ 但禹後此制未有相承﹐ 大抵堯﹑ 舜﹑ 禹之禪讓﹐ 只是古代一種君位推選制﹐ 經後人傅述而理想化。 蓋當時尚未有國家組織﹐ 各部落間互推一酋長﹐ 為諸部落之共主﹐ 後共主皆由推選漸變而為世襲﹐ 唐虞時代之禪讓﹐ 正可用此看法。


儒家素稱美唐虞時代的禪讓政治﹐ 孔子最高的政治理想就是希望實現大同之世。<<禮記禮運篇>>載:「 大道之行也﹐ 天下為公﹐ 選賢與能﹐ 講信修睦。 」就是孔子理想中的禪讓時代政治表現。所謂「大同」就是太平盛世的政治﹐ 是指堯舜時代﹐ 行讓政治﹐ 有公天下之心﹐故帝王之位由有德者當之﹐ 其時政治清明﹐ 社會安定﹐ 人與人之相處和諧敦睦﹐ 各安本份﹐ 禍亂不生﹑刑罰不必存﹐ 是歷史上最完美之社會﹐ 此實儒家將唐虞時代政治理想化而已。

春秋戰國時代﹐ 儒家學說僅百家之學其中一種﹐ 未佔有獨尊之地位﹐ 秦代則法家之學獨盛。自漢武帝尊儒術﹐ 罷百家﹐ 儒術遂一枝獨秀﹐ 其時陰陽五行的學說滲入儒家思想中﹐ 董仲舒﹑劉歆﹑劉向三人同為漢代大儒﹐ 其學無不以陰陽五行附於<<春秋>>﹐ 由於方土之說因附會儒學言災異﹐ 陰陽五行﹐ 五德終始﹐ 禪讓之說大盛於當時﹐ 這是漢武以後學術之趨勢。自西漢中葉以降﹐ 儒者心中已養成一種觀念﹐ 認為古今絕無萬世一統之王朝﹐ 帝君稱為天子﹐ 乃替天行道﹐ 天命代興﹐ 唯有德者居之﹐ 不仁者去之﹐ 於是有天子失德﹐ 上天譴告﹐ 災異迭見﹐ 此時當遜位讓賢。這種思想就是依據「五德相生相勝」的關係順序而輪轉﹐ 當德王者﹐ 德衰者亡﹐ 古繼五德終始便是受命改制。有德之人必須受命而王﹐ 受命之條件在於有德﹐ 及其德衰命修便要改制﹐ 改制後其德澤於萬民；政治有成績時登需泰山祭天地告成功報答恩德。漢儒此套學說理論過程如下:

聖人受命-----天降符瑞---- 推德定制---- 封禪告功---- 皇朝德衰---- 天降災異---- 禪國讓位與賢---- 新聖人受命

土---- 水---- 火---- 金---- 木

剋 剋


漢儒具有這種思想﹐ 蓋由於孔子聖德雖尊﹐ 春秋褒貶雖嚴﹐ 以之繩下則有餘﹐ 裁上則不足﹐ 董仲舒﹑劉向﹑劉歆以陰陽比附於春秋﹐ 即有欲以災異警其君之意﹐ 董仲舒謂:「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 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 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 欲止其亂也。」

可見漢儒提出災祥學說的動機﹐ 是使人君不敢攬權妄為﹐小心謹慎﹐ 使其藉畏懼災異而改過﹐ 或補救缺失。 漢自文帝起, 每逢自然界有重大災異出現﹐ 皇帝往往下詔罪己﹐ 此由於鄒衍的天人學說影響下﹐ 使時人深信災異之降必有所指。後來武帝好大喜功﹐ 國家連年向外大張攻伐﹐ 以致造成國庫空虛﹐ 社會動盪﹐ 信仰五德學說之士人以為漢家氣數已盡﹐ 必定有王者出﹐ 宣元二帝時﹐ 每以災異大臣﹐ 或廢免臣下職位等﹐ 及災異出現時﹐ 朝廷為應變﹐ 常下詔徵求有能解決者以安其位﹐ 陰陽災異之說已在西漢奠定堅固下拔基礎﹐ 並以之作政治鬥爭的工具﹐ 常藉天意以打擊敵人﹐漢連已衰﹐ 下可復續之說甚盛﹐ 認為漢主應禪國讓賢﹐俾新聖人受命建國。王莽之政權遂從此時代思想背景中產生。

當元﹑成﹑哀﹑平之際, 人心厭漢, 從種種衰象﹐咸認王朝氣數已盡﹐王莽德望過人, 既以外戚﹐四世當國﹐權重莫比﹐而其政治措施﹐又能迎合學者之理論﹐深知民間之想望﹐頗有新聖人之景象﹐於是歌功頌德之聲揚起﹐符運之出現應運而生﹐莽乃假借祥瑞﹐終以篡漢﹐平帝元始元年﹐王莽再為大司馬掌政﹐是年春正月﹐有益州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入朝貢獻雉一﹐黑雉二﹐群臣上書稱頌﹐「德致成周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遂尊王莽為安漢公﹐翌年春又有南海黃支國獻犀牛﹐越雋郡奏稱黃龍遊江﹐是年關東大旱﹐莽捐錢獻田﹐大獲人心﹐元始三年﹐莽以其女為漢平帝皇后﹐詔贈后聘禮二萬萬﹐莽僅受四千萬﹐更以二千三百萬贈九族貧寒﹐自留七百萬﹐大司徒陳祟乃上書稱頌:「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揆公德行為天下紀﹐觀公功勳為萬世基。」元始四年﹐太保王莽及吏民子八千人上書稱頌莽功過伊尹﹑周公﹑遂拜莽為「宰衡」; 元始五年﹐莽祟儒興學﹐大封功臣宗室子弟﹐於是群倫載德﹐吏民上書頌功者達四十八萬餘人﹐同年五月﹐特加莽以「九錫」 之隆典。

及平帝崩﹐ 孺子嬰即位﹐ 符命出現﹐ 前輝光太守謝囂奏稱長孟於井中得丹書﹐上面說:「告安漢公為帝」﹐莽故以不敢違天命﹐又不敢即篡漢﹐乃自命為周公輔政﹐代帝攝政﹐自稱攝皇帝﹐從此符命續現﹐攝政三年﹐廣饒侯劉京上書稱:「齊臨淄昌興亭長當﹐一夜連得數夢﹐夢見天官使者云﹐攝皇帝當為真皇帝。」莽表示不敢承用﹐遂改攝皇帝為假皇帝﹐始初元年﹐有名哀章者穿黃衣﹐奉銅櫃於高廟﹐內盛二天書﹐一署名「天帝金匱圖」﹐一署名「赤帝劉邦傅予皇帝金策書」(有一代表天命﹐一代表高祖之命之意)﹐書中極言漢德衰﹐莽當為真天子﹐莽於是親赴高廟受匱為王。自平帝元始元年至始初元年凡八年間﹐由頌功德﹑獻符命﹑受禪代﹐完成其篡漢之程序﹐而美並命為禪讓﹐實在是用欺詐的陰謀奪取政權﹐與儒家所稱美的遠古禪讓﹐其意義已大為迴異。

自王莽假借符瑞﹐終於篡漢﹐而美其名為禪讓﹐以後東漢﹐魏﹑晉﹑宋﹑齊﹑梁﹑陳﹐經隋﹑唐﹑五代至北宋﹐其間各朝﹐每易代之際﹐繼起首領固以力為後盾﹐而皆假禪讓方式奪取帝位﹐以正視聽﹐實屬欺已欺人。此因漢儒五德終始﹐禪位讓國之說在王莽失敗後﹐仍被利用﹐在光武即時之混亂時代﹐郡雄競意競力文人製造符命﹐討論何人應受命取得天下﹐此時代之讖緯符瑞﹐差不多成為一種護法國教﹐光武取得政權亦與比此有關﹐可見五德終始之時代觀念產生出來的禪讓思想﹐成為日後改朝換代者篡奪之根據。王莽首開其例﹐光武利用圖讖達成帝位﹐東漢未曹丕篡漢﹐下迄魏晉南北朝以至隋﹐莫不如此﹐以禪讓為掩飾﹐此實受武帝以後儒家陰陽五行學說影響所至﹐漢代倡禪讓之說﹐其影響於中國歷代治亂興亡之關係﹐可謂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