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香港要實施一國兩制？

回歸以後，每天打開電視和報紙的新聞報導，很多內容都是與中國有關。禽流雞、毒蛋、孔雀石綠魚，還有非典型肺炎、孕婦自由行、綜援新移民，全都是與中國有關。


為什麼香港出現很多與中國有關的問題呢？有些是在回歸以前，英國政府為了討好中國所遺留下來的；有些是回歸前制定基本法，委員不周詳立例而遺留下來的；有些是特區政府為了討好中央而遺留下來的。

香港在地理上，無可避免要依賴中國大陸。香港人喝的食水，大部份是來自東江；香港人吃的蔬菜、魚類、禽畜，大部份都是來內地供應。上世紀五十年代韓戰以後，聯合國向中國內地實施經濟制裁之際，英國政府多次與中國內地商討供應香港的糧食和食水，造就今次的過份依賴局面。

本來七八十年代，內地輸港食品品質優良，絕少出現食物安全事故。可是，自從九十年代開始，整個中國大氣候，隨著改革開放變了，商人變得短視了，為了節省成本，加速賺錢，漠視食品安全，加添禁用原料，製造冒牌食品，這就今天的問題。

香港本來有一套出入境政策，有權限制非香港居民進入香港。可是，有關內地人進入香港的政策，香港特區政府沒權話事。內地批單程證，香港要照單全收。內地批自由行，香港也要照單全收。結果就是，大量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新移民湧港帶來社會問題，公營福利房屋開支大增。

如何解決香港和內地融合而帶來的問題？香港要應該在適當時候，向中國說聲「不」！

當然，我們不是反對所有關於中國的一切。我們歡迎中國內地優質企業來香港上市，歡迎中國內地優秀人才來港投資，歡迎中國內地優秀運動員和藝術家來港獻藝，歡迎中國內地優質食品來港銷售。我們反對的，應該說不的，是中國的一些事，損害香港市民的健康和優良環境。

香港應該自行制定糧食政策，改變現有從中國內地進口大部份糧食的政策，應該從鄰近東南亞地區引進糧食，減低內地劣質食品對香港的影響。香港應該大刀闊斧地，當內地食品出現問題時，全面禁止輸入相關內地食品，讓內地商人緊張本身的糧食安全，改善品質。此外，香港有必要重新制定農業政策，發展香港漁農行業，特別是蔬菜和魚類生產，提供措施鼓勵失業人士入行，讓香港重新生產糧食。

香港應該改變入境和移民政策，要拒收任何對香港無幫助的中國內地人士入境，例如禁止孕婦入境，禁止有犯罪紀錄的內地人入境，禁止與旅遊身份不相符的內地旅客入境，既減低內地孕婦霸佔香港資源，減低香港罪案率，減低香港的色情活動。如果鄰近國家地區包括中國內地的衛生環境，嚴重影響香港安全，香港應該限制來自某些國家的人民入境，包括來這些國家回來的香港人，例如入境後要接受隔雜，確定香港公眾衛生安全。

香港可以在符合香港利益之下，向中國爭取最大資源和利益，但同時香港要懂得在適當時候向內地說「不」，保障香港整體利益。

一國兩制（英語：One Country, Two Systems；葡語：Um país, dois sistemas）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前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為了實現中國統一的目標而創造的方針，是目前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主要方針。一國兩制政策以一個中國為原則，並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目前中國大陸地區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但是在香港、澳門及未來可能統一的臺灣，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及民主制度。
一國兩制的政策已經在香港和澳門實施，而中國政府也希望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但台灣民眾在中國統一的根本性問題上仍然存在分歧。（請參見兩岸關係，海峽兩岸相關內容）

歷史沿革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時，中國共產黨起初採取「武力解放台灣」的方針，1956年毛澤東提出了「和平解放臺灣」的構想，希望以「第三次國共合作」來解決臺灣問題。1961年6月，毛澤東在與印尼總統蘇加諾會談時，首次談及容許臺灣保持原來的社會制度。他說「如果臺灣歸還祖國，中國就可以進聯合國。如果臺灣不作為一個國家，沒有中央政府，它歸還祖國，那麼臺灣的社會制度也可以留待以後談。我們容許臺灣保持原來的社會制度，等臺灣人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就是一國兩制的最早雛形。之後在1963年周恩來將中國政府對台政策歸納為「一綱四目」，其中已經隱含後來「一國兩制」的意思。
1978年11月14日，鄧小平在結束了對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訪問，途經緬甸回國時，同緬甸總統吳奈溫的會談中談到臺灣問題。他說：「在解決臺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臺灣的現實。比如，臺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動，但是要統一。」這裡，鄧小平初步表述了「一國兩制」的構想，同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全會公報在提及臺灣問題時，首次以「臺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來代替「解放臺灣」的提法。
1981年9月底，葉劍英在向新華社記者發表的談話：「國家實現統一後，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
1982年1月，鄧小平表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制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要破壞他那個制度」。關於『一國兩制』的概念，正式出台。
1983年7月，鄧小平說：「祖國統一後，臺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臺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臺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臺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臺灣留出名額」。
鄧小平曾經表示：「實行一國兩制的構想，香港幾個不變：社會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自由港地位。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幹部。派軍隊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我們說話是算數的，不搞小動作。不但九七年時不變，我們講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不變，影響不了大陸的社會主義。我很有信心，一國兩制是行得過的。」他也曾以「馬照跑、舞照跳」形容五十年不變的情形。 鄧小平還表示：說「五十年不變」是因為一代人只能管五十年，再長的時間要由下一代管了。
1984年，中英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1987年，中萄簽署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均實施了「一國兩制」的構想。

「一國兩制」的討論

支持者的觀點

「一國兩制」在尊重港、澳人民的生活習慣，社會價值，意識形態，延續港、澳地區繁榮穩定的基礎上，促進和加快了中國的統一進程，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做出重要貢獻。
「一國兩制」將「共同合作」超越意識形態，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同一國家內兩種不同所有制地區的和諧共存。
中共官方稱：「一國兩制」為解決世界各國社會很多歷史遺留問題開創了一條全新的解決道路。
中國大陸能夠給予特區援助和支持，並承諾不會由於國內困難而向港澳地區要錢，內陸和港澳日益增長的經濟來往，是香港、澳門經濟重要的推動力之一。（請參見香港經濟）
「一國兩制」為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提出了新思路。
「一國兩制」下，港、澳等特別行政區能夠獲得或保留國際組織（非主權獨立國家地位）及運動的參加資格。

反對者的觀點

多數台灣人希望兩岸能永遠保持現狀（即維持現有的中華民國），支持臺灣獨立的民眾略少一些，願意接受中共統一的人數則是很少。傾向統一的台灣人中，多數認為兩岸必須以對等兩國合併的形式統一，不接受「一國兩制」框架下的兩岸從屬關係，認為接受「一國兩制」是「投降式統一」。請參見臺灣獨立運動，臺灣政治，臺灣政黨，臺灣問題
多數臺灣人對「一國兩制」或「五十年不變」保持懷疑，擔心兩岸統一以後，中共可能不履行承諾。比如：中共對香港特首選舉的干涉，臺灣人擔心中共也會如此干涉台灣內政。此外也有部分臺灣人將香港在回歸大陸之後，曾經拒絕部分法輪功學員及中國民運人士入境，香港政治氣氛與大陸漸近，[1]大陸持續反對任何形式分裂活動等情況，[2]視為違反了「一國兩制」承諾。
中共駐港後暫時取消「雙普選」，令部分香港人士認為香港政治層面的「一國兩制」已經名存實亡。而多數臺灣民眾也反對將資本主義與西方式民主制度脫勾，即無法接受只有經濟上的一國兩制。[3]
雖然「一國兩制」承諾中國統一後，臺灣可保留部分軍隊，但部分臺灣人擔心屆時臺灣軍事將「有等於無」。
在香港社會運動圈子 （例如獨立媒體）近來對一國兩制有所反思，指出維護「一國兩制」在六四事件的背景下，變成維護了殖民時代的結構 （例如舊的公安條例），反而對民主化不利。這與民主黨所主張的「民主回歸」有很大分別[4]。有論者認為，這是「香港人的悲哀」[5][6]。

定位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內，港、澳的「高度自治」僅限於內政，而外交、主權、軍權則由中國中央政府統籌管理。港、澳兩地的最高行政長官須由中央任命，港澳當地《基本法》的起草與修改需要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地最高行政長官和當地立法機構的三重核准方能發行。但港、澳在經濟領域仍然以獨立的經濟體存在，其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與中國大陸地區混合計算，港、澳政府均有權自由參加所有非只有主權獨立國家才能夠加入的國際組織。
但在香港市民爭取雙普選的過程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曾經三次解釋《香港基本法》。

總結
「一國兩制」原則在香港、澳門的實踐，基本上維護了當地的生活習慣，社會價值，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繁榮穩定與和平過渡，並且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和平統一，故而得到多數中國大陸人民的支持。在港、澳地區，雖有不同意見存在，但多數當地民眾、政府仍普遍認為「一國兩制」原則為當今港、澳最可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