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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
鄧小平(原名鄧先聖、學名希賢,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男,四川廣安人,中國政治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81年至1990年擔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稱作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黨和國家的第二代領導核心(第一代領導核心是毛澤東)。
鄧小平一生從來不曾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的頭銜(僅在五十年代曾擔任黨的總書記——當時的最高領導人是毛澤東),但他被認為是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期中國大陸的實際最高領導人。他是改革開放及一國兩制提議者,中國共產黨將以他的政治理念為核心的理論稱為鄧小平理論。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的政策幾乎影響到了20世紀後期每個中國人,也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世界。他共有八次成為《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兩次當選該刊「年度風雲人物」(1978年和1985年)。
影響與評價
中共官方稱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理論的創立者」。
他把中國大陸推入現代化之路,並使其發展之勢成為定局。他的最大貢獻就是主張改革開放。「鄧小平在1979年至1993年的改革是任何時期對人類福利的最大提高」,這句話大概也是對鄧小平改革的真實評價,因為他的改革影響了億萬人,並確實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水準。
鄧小平的政策打開了中國的國門。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的經濟取得了巨大發展。鄧小平去世後,中國經濟保持平均每年8%的高增長,即使是在世界經濟低迷時依然如此,而八十年代的高通貨膨脹也得到抑止。政治上中國人也拋棄了以往的條條框框,能夠更自由地與國際接觸,中國共產黨的管理以及人事安排在某種程度上實現制度化。中國今天的成就有目共睹,鄧小平無疑起了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鄧小平的另一大成就是重開了全國高考。與他的另一大事計劃生育齊名,高考是中國20年來,被最公正公平執行的制度。高考讓中國大批有能青年有了獲得普遍承認的機會,讓廣大貧困家庭有了另一個改變命運的途徑。在海外,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鄧的理念是,先推進科學,然後民主。
鄧小平還在全國推行了強迫性的英語教育。這在西方很多學者看來,是中華民族5000年歷史上一次巨大的讓步。歷史上,少數民族統治中國的時期,曾經嘗試過同時推行漢語和統治民族的語言,但先後都告失敗;每次都是實質上接受了漢族的同化。
鄧小平在六四事件中的處理,被很多人認為是他一生中的污點,這直接導致了中國政治體制變革的停滯甚至倒退。但也有很多人認為這是為了維持國家統一和政局穩定的被迫和必要之舉。
鄧小平的改革也帶來了許多問題。市場化令中國國有企業面臨危機,鄧小平對農業的改革到90年代已經不再管用,農民的生活質量與人均收入增長明顯不如八十年代,貧富分化急遽加大,這些都是巨大的社會不安定因素。鄧小平主張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走向共同富裕」,從今天的現實來看,中國還明顯處於「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階段,貧富差距的急劇擴大已經得到了海內外的關注。為此近來中共中央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新理念,力圖在經濟效率和公平間找到平衡點。
對於鄧小平主導的改革的負面效果,有著兩種不同的解讀:
認為這是改革沒有徹底,特別是沒有進行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所造成的:
由於經濟市場化不徹底,政治不夠民主,輿論監督不夠自由,司法不夠獨立,致使政府部門或政府官員掌握干預經濟的過度權力,這是當今日愈演愈烈的權力尋租和腐敗問題的一個主要根源。
六四之後的中國在政治改革上更加保守,片面強調「在穩定壓倒一切」,政治與經濟改革的不同步,加劇了中國社會在轉型中的社會矛盾的不斷積累與深化。這些是今天改革中出現的社會矛盾加大等很多問題的根源。
任仲夷說鄧小平的不足主要是:沒有用他的巨大威望和影響,適時地實行他主張的政治體制改革(《炎黃春秋》2004年--8)。不少知識分子的看法與任一樣。
反對或質疑鄧小平改革政策本身的: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時候,沒有對致富手段做出有效的限制,也沒有對「先富帶動後富」提出具體的方式方法,本質是支持剝削,致使特權階級興起,許多改革成本從社會支付變成個人支付(實際是廣大弱勢群體支付),「共同富裕」成為一場「精神會餐」。
資本的逐利性,必然導致污染、過度開採、兩極分化、為富不仁等一系列對公共利益的損害。因此,正是市場經濟本身的規律(或者說中國經濟中生產資料私有制比重越來越大的趨勢的必然後果),拉大了貧富差距,導致了社會動蕩。
鄧小平自己曾說:「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但現實的結果卻正是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越來越遠離鄧的初衷。這就成了一個悖論:堅持鄧的路線反而可能違背鄧的理想。有人更明確指出:鄧和毛的經濟社會政策的根本分歧就在這裡——要效率,還是要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