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明清政府不開闢殖民地

明清政權未有開闢值民地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中華文化不喜歡遠征。

　　這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根本區別。看上去是政治思維，實際上還是文化思維。知道熟土可依，遠土不親﹔知道家人思聚，故鄉難離﹔知道勝敗無常，禍福不永───這一些，都出自於文化心理。比哥倫布探險早60年的鄭和船隊那麼強大，到了那麼多地方，但從鄭和到每一個水手，沒有一個產生過一絲一毫搶佔領土的幻想，這就是文化的潛在控制變成了集體本能。相比較之下，古巴比倫文明、古波斯文明、古埃及文明，都在遠征中湮滅，甚至亞裡士多德的學生、希臘文明的嫡傳者亞歷山大的遠征也是如此。

　　遠征即便勝利，也極大地耗損了一個民族的文化主題，犧牲了大量青壯年，也就是文化傳承的主體，又讓一種文化在水土不服的異地自然枯萎，更不必說，遠征很可能帶來報復，而任何報復都是殘酷的，必以毀壞被報復者的文化作為前奏。中國古代的不遠征思維，使中華文化避免了這種災難，保証了長壽。成吉思汗遠征時，還沒有納入中華文化的主體部位，他在遠征途中去世，最后問鼎中原的是他的后人。元代后來也恢復科舉考試，開始尊重儒家。

　　中華文化的不遠征思維又與內耗思維連在一起。因此我曾在聯合國的世界文明大會上說，中華文化是一種非侵略性的內耗文化。中國人有很多對不起自己人的地方，但一直沒有怎麼對不起外國人的地方，在文化上也是這樣。

　　第二，中華文化不喜歡極端。

　　這是中華文化長壽的第二個原因。不喜歡極端，最早是從農耕生態四季輪回中產生的共識：冬天的“極端”是春天，夏天的“極端”是秋天，不管是冷是熱都極端不了。而且，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可能離開尋常因果，出現極端性突變的奇跡。這種農耕共識，提煉、升華成《周易》、《老子》和中庸之道，根深蒂固。

　　中國也有過極端主義時代，但那是過場戲，長不了，正劇還是不極端的中庸之道。這正像我在中東某地時的一個感受，在那裡，和談是過場戲，正劇是極端主義。

　　極端主義不僅會破壞別種文明，對自身的損害也是極大的，尤其是變成了宗教極端主義，危害性更大。這一切，都有重重的歷史廢墟証明。中華文化不喜歡極端，也就產生了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延續至今。

　　第三，中華文化不喜歡無序。

　　一種大文化，總是以結構形態呈現的，它要為世間帶來精神秩序，自己也必須有嚴謹的秩序。這種秩序有可能是保守的、極權的，但相比之下，也比徹底的無序好得多。

　　我考察了世界上很多地區，深知現在地球上有秩序的地方不多，而無序的地方卻很多。那些地方一直沒有引起人們注意，因為那裡因混亂而落后，失去了被他人注意的理由，偶爾注意，也找不到問題的焦點和邏輯。

　　中國自從秦漢帝國時確立了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的規范，又實行了郡縣制和戶籍制，保証了兩千年的秩序。其他古文明也有過建立秩序的夢想，但他們遇到了一個難題：缺少代代相繼的管理人才，而且這種管理人才必須是文官，能以文明治世。

　　這個難題，在中國奇跡般地解決了，那就是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每三年在全國各地選拔一批為數不少的管理人才，把面積很大的國土有效管理起來了。而且，由於考試內容是儒家學說，考生們長年累月准備的也是“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因此由他們中的優勝者來做官進行社會管理，基本上“專業對口”。更有意思的是，由於代代考試必須背誦儒家經典來應試，儒家經典也就接受了一千多年無數年輕生命的滋養而得以延續。

　　這真是一個驚人的創舉：以文化來選拔社會管理人才，又以選拔來保証文化的延續，兩全其美。中華文化由此普及於空間，又延伸於時間。

中國以農立國, 資源豐富, 自給自足, 不需殖民地(不似歐洲, 那些國家本身無什麼資源, 才向外發展, 用戰爭霸佔別國的資源和統治別國) 好似古時吳越爭霸一樣.
中國以友好的關係與鄰近的結交(兄弟之邦, 與外族通婚或用文化經濟同化他們)
戰爭未必全勝, 輸了要割地賠款(好似清朝一樣, 打一場輸一場, 真是羞家)
中國人本身喜歡以和為貴, 好少發到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