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愛國

為什麼要愛國
為什麼一個人要愛國?我們又為什麼要愛國?

沒有國, 有黨有啥用?

爛黨亂黨只會覆國傾國敗國!

即使是一個小國弱國,
它的子民都是愛這個母親的!

2007-08-01 18:38:02 補充：
愛不愛黨是你的權利 愛國是你的義務!!愛國和民族感本來就與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的氣魄不相稱,一個胸懷世界,放眼天下的世界一流大城市,為什麼要淪為中國的第二個上海或第二個廣州? ...fr.luketsui.idv.hk/Page06/Page06_02.htm

2007-08-01 18:39:00 補充：
話說回頭，究竟我們愛國是為了什麼？這已涉及國家功能的問題。西方早期眾多政治學生，如意大利的馬基維利、英國的哈寧頓、霍布斯及洛克、法國的盧梭、孟德斯鳩等都有深刻的論述。筆者想在此引述霍布斯的觀點，原因是他的部份想法正正與今天民建聯「沒有國，哪有家」的觀點完全吻合！

李紹宏，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榮譽文學士(1995)、「中國文學、語言及文化」文學碩士 (1998)。本文節錄自作者的碩士論文。









「血緣神話」的香港身份
後過渡期以至回歸前後很多人「突然愛國」，彷彿香港人忽然變成中國人，完全懂得中國文化與中國歷史似的。董建華(1937-)的民族號召策略是典型的「大話」，本文開首時曾指出，「大話」的特徵是其論述語言看似冠冕堂皇，但背後卻沒有邏輯必然性。傳播「大話」的媒介很多，八九民運、保釣事件、大陸水災都是一些觸發點，這些加上周蕾所說的「血緣神話」，便成為一些背後沒有邏輯必然性，但可把各種沒有關係的論述連繫起來的口號，諸如「中國人必須愛國」、「血濃於水」、「愛國愛港」等。「血緣神話」之所以令人信服，正因為它是完全空洞的 。董建華上任前後的論述便是圍繞這些策略而展開的，如他說：「我父親是一個很有理想的人，從小他就教導我，你是中國人，要以身為中國人為光榮」。「血緣神話」的特徵是任何事都要以血脈為關連，而在語言與語法上往往採用「要以」、「必須」等理直氣壯的言辭。在大陸水災或保釣行動期間，我們經常聽到「我們是中國人」、「拯救同胞」、「中國人必須愛國、救國」等。董建華更說：「我們對回歸後的新身份及中國根源感到自豪」。他假設全部香港人都擁護回歸，又說：「如果我是愛國，我是親中；如果我是愛香港，我是親中；如果定義是這樣，我是親中的」。
董建華在這裏混淆了幾個概念，他把「親中」、「愛國」、「愛香港」轉化成必然的因果關係。眾所周知，由後過渡期至現在，親中的「中」往往是指當今中共政府或中共對港機構，董建華擅於把這些概念混淆(這便是民主派常常談到的親中不同於親共的問題，董建華既把「親中」與「愛國」二詞分開，顯示前者是指親中共政權，後者則泛指愛國民族意識)。在中英兩國簽署聯合聲明以後，論述香港與中英關係的言論大量出現，甚至以母子比喻中港關係，謂香港回歸母親懷抱云云。但這種言論是否必須的？回歸是否一定要強調愛國？是否一定要尋根？而愛國是否一定要義無反顧，愛國的精神是否神聖不可侵犯？「血緣神話」的「民族大話」正是這一系列「大話」的核心，後面所討論的「大話」亦同時圍繞這種冠冕堂皇的論述霸權展開。董建華的論述架構大概是循這種方向建立起來的──「中國 = 愛港 = 愛國 = 穩定 = 繁榮富強」，這些幾乎對等的方程式經常在董建華的言論中出現，而這些言論又往往與「一國兩制」、「平穩過渡」、「血濃於水」等老掉牙的「大話」相呼應。這種無限延伸的論述霸權正是圍繞「血緣神話」而建立的。









王宏志指出，香港一向被視為負有原罪的蠻夷之地，他在〈中國人說的香港故事〉一文中列引了大量資料，指出在大中原意識下，香港一直被視為蠻夷、罪惡、西化，甚至不配稱為中國人。在大中原意識之下，香港是一個被殖民意識奴化了的地方，人人追求洋化，失去了愛國意識、民族精神。七十年代香港的「中文運動」、「國粹派」都是因反殖愛國而誕生的，當時鼓吹香港人寫中文、追求社會主義救國等，都與屠仰慈之說一脈相承，甚至董建華九十年代的論述亦與此毫無分別。故此，要救香港，必定要先灌輸愛國意識，這是董建華的論述，也就是周蕾所說的另一種殖民者的殖民。董建華不止一次談到要對香港施以民族教育，目的十分明顯。他認為香港愛國精神不足，所以必須重新教育，這種看法與上文所述的香港原罪觀甚為相似。事實上，如果我們以宏觀的角度討論，從正統中華文化的觀點看，香港甚至可能是一個被污染的社會、一個庸俗不堪的暴發戶。香港的原罪正是因為被西化、被殖民，因為她是由百多年的恥辱構成的。反殖與愛國主義往往是一致的，而香港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份」，於是人人要學習血濃於水的「大話」，否則便是不愛國、不支持《基本法》、不是中國人。我們若細心留意董建華的言論，便會發覺他正力圖改變香港的政治文化與香港人的民族觀念，目的是要救贖香港。正因為香港人的不純正、原罪以及地方偏遠的關係，香港人相對於中原地方人士始終是不完全的中國人，沿用文革時代的概念，香港人必須經過改造才可成為一個真正的中國人。

















中共與董建華在表面上往往把大陸與香港連成一個整體(暗中卻可能仍視香港為異地)，指出香港如果希望繼續繁榮，便必須依靠中國，因此愛國才是延續香港發展的唯一途徑。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曾說：
他們(香港人)依靠自己的雙手和智慧，開發了香港，建設了香港。香港回歸祖國，使香港同胞的政治地位發生歷史性的變化，他們愛國愛港的熱情空前高漲。可以堅信，有偉大祖國作堅強後盾，有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有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充份運用香港自身的優勢，香港這座國際經濟大都市一定能夠放射出更加絢麗的光彩。……香港同胞一定會進一步激發愛國愛港的熱忱，把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維護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當作自己的最大光榮。
回歸祖國的時刻即將到來，愛國愛港熱情突然變得空前高漲，而且好像只要有偉大祖國幫助，香港便可有更美好的將來。事實是愛國不一定能「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這只是由愛國論述延伸出來的說法。「愛國愛港的精神」與「香港繁榮穩定」並無直接關係，但這些反覆論證卻又形成了一種話語──只要愛國，便可繁榮。近似的論述還有「安定等於繁榮」。董建華一再重複說明這些「真理」，說香港人應該「多講義務，少講權利」，又說「為了確保回歸順利，一切為香港的長遠利益，一切順利進行好重要」。我們常常批評西方社會把民主等同於富強的「大話」，因為兩者其實並無必然關係，這些不過是西方帝國主義用以殖民異邦的口號。董建華的「大話」把穩定等同富強，把平穩過渡與安定繁榮並列詮釋，彷彿只有平穩過渡才會安定繁榮，或平穩過渡即能成就安定繁榮。董建華是這樣說的：
新一年的降臨，一定會有些挑戰，但是形勢非常好，最重要是香港市民的團結，應該求大同存小異，多溝通。
悠悠萬事，平穩過渡是放在第一位的。有了平穩過渡，才可以靜下來，思考香港廿一世紀的發展策略。
董建華的策略在此明顯不過，就是企圖把平穩過渡等同繁榮。為了平穩過渡，萬事可以放下；為了擁護回歸、愛國愛港，便可犧牲所有利益。董建華上述的講話發表於〈公安社團條例〉修訂之後，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穩定便可放棄民主、自由。陳清僑亦指出「安定牌」只是抽象、不具說服力的空談(就好像一國兩制、《中英聯合聲明》(1984)、《基本法》一樣，最終變成空泛的言論)，但卻又往往為香港人所接受。
觀乎董建華的話語，我們會發現他的論述是直線進行的，彷彿一切都是理所當然，沒有任何商討的餘地。傳統對於董建華來說，是不可質疑或批評的東西，他的「大話」擅於祭起中國傳統的大旗，與政治互相呼應，如他說：
古人一句說話：「家和萬事興」，這個流傳深遠的民間哲理，一定有其參考價值，「家和萬事興」太重要了。
董建華追憶歷史與民間哲理，但他的理論與愛國愛港的「大話」都是沒有邏輯必然性的，他說民間哲理「一定有其參考價值」，和他所強調的中國人必然愛國，香港人必然愛港，愛國愛港就要穩定，穩定便會繁榮等，均是一系列這樣的「大話」。所謂「家和萬事興」亦只是勸導香港人不要批評政府、不要談權利、只講義務。董建華的論述策略正是要把香港的政治文化與社會文化徹底改變，把香港變成一個中國化的儒家社會。董建華希望香港是一個他想像的──同心同德、服從、有禮、有規律、愛國愛黨的社會。臨時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也說要建立「新的議會文化」，這種文化說穿了不過是協商政治、不對抗的政治文化。宋立功說董建華施行的是「以求同存異、協商溝通、建立共識為口號的新共識政治」。這種文化是好是壞，暫且不論，但這種保守妥協的政治與社會文化卻與傳統中國人性格相似，亦與現今大陸政治文化同出一轍。







總括而言，由「血緣神話」等「民族大話」所建構的香港圖象是扭曲而又充滿不穩定性的，香港人身份與愛國情緒往往可以隨意被人牽動，任意塑造。而由「血緣神話」引伸出來的各式各樣的「大話」，更束縛了香港人的思想與行為，在以大中國為中心的論述下，香港只有唯命是從。這種大中國論述，動輒祭起「血緣神話」，實屬另一種殖民手段，讓殖民者有機會擠壓香港的自我論述。而這種殖民手段更是用極為堂皇的手法進行，因為它打著反殖的愛國旗號，香港人便只能全部接受，還要表示感激。我們必須小心留意論述霸權的存在，最極端的「血緣神話」會犧牲任何與愛國原則相衝突的意見，在「大家都是中國人」的論述下，香港的利益可以不理。

沒有國,就沒有家.

每個人都一定有屬於自己的國家，就好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爸爸媽媽一樣，要是連自己的國家都不愛，難道愛別人的國家嗎？
我們可以不愛自己國家的統治者/政權，但我們不應該連自己的祖國都不愛！！
圖片參考：http://hk.yimg.com/i/icon/16/33.gif

我們既然生/身為中國人，那當然應該愛中國了。（就正如美國人愛美國，日本人愛日本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