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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宦官禍亂政治之較著者,有東漢、唐、明諸朝,而尤推明代為烈。蓋在家天下的時代,成為遇乘之尊的皇帝要管理偌大國家,自須依靠一些親信者以行事,尤其是處理一些涉及權位的機要大事,例如依靠宗室來拱衛中央皇室、利用女人來鋤掉功臣元勳、藉助宦官來偵緝臣民隱私。然凡事矯枉必易過正,如果皇帝御下不力、用非其人或用不得法,則易造成政治之極度混亂,譬如推行封建導致宗室內戰,寵信后妃引起女人干政,重用臣屬造成權臣作亂,兵權下放產生武人割據,信任宦官致使閹豎橫行,等等。隨著歷史之推移,歷代王朝所遇到的各種禍亂愈演愈烈。從表面看,宦禍、黨爭等在許多朝代都發生過,似乎是不斷的循環,實際上後面的每一環其嚴重程度都大大超過前朝,明代的宦官竊權亂政也是如此。
明代多稱宦官為太監,當時宮廷中設有十二監四司八局是為宦官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機構,稱「二十四衙門」。每個部門都各專設掌印太監提領,其中以司禮監的職權為最大。本來太監是內廷官,而明太祖又嚴禁宦官干政,在宮內立碑云「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但自成祖以後宦官逐漸得勢專政,且其禍國殃民竟逾於前代。明代宦官為禍之因,約有下列數端:
1) 君主極權,國無宰輔:宦官專權是君主集權專制惡性發展的必然產物。明太祖廢除了宰相制度,將大權集於皇帝一身,朝廷無宰相輔佐,於是皇帝必然要將政務委諸身旁最親近者,遂為後來的宦官擅政提供了溫床。
2) 成祖信賴,宦官邀寵:靖難之變中,明成祖因買通建文帝身旁之宦官,獲取了重要情報,且有一些宦官隨軍出征立下戰功,故即位後便重用起宦官,改變了太祖嚴禁內臣干
政之祖訓。
3) 皇帝昏庸,太監擅權:成祖以後,皇帝大都或則昏庸無能,或則沖齡即位,對政事不聞不問,太監遂乘機攬權,勢力大為膨脹。宣宗時又設「內書堂」,使宦官由不准讀書識字變成可以舞文弄墨,增強其干政作惡之手段。
4) 掌握廠衛,廷臣趨奉:明代君主所設的特務機構,如錦衣衛、東廠、西廠、內廠,多由宦官掌管,使他們手握生殺予奪之權。許多朝臣為一己之權益,往往結納宦官,在激烈的黨爭之中,欲藉宦官來排除異己,對之爭相趨奉,遂使宦官之氣焰日益囂張。
自成祖永樂間以降,明代太監之擅政為禍,幾無朝無之,並一直延續到明亡之時,甚至災及於南明。明末清初黃宗羲對《明會要》的批語:「有明無善政,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是論自不無道理,蓋丞相或宰相從古以來雖權力有大有小,但卻無朝無之,唯明初始為太祖所廢。明太祖下令罷丞相,使權歸六部,並直接聽命於皇帝,後成祖雖創設內閣,但內閣大學士官品甚低,不如從前之宰相遠甚。
朱元璋之廢除丞相,確實對後來明代政治之敗壞有重要影響,因君主過度集權,而朝廷輔佐乏人,若君主精力充沛尚可親裁庶務,一旦君主老邁或昏庸,只好把政權委諸閹宦及權奸,故造成明代宦禍、黨爭及權奸弄政之烈。不過明代政治之惡劣非單純由罷相所致。本來明朝甫建,自應有一番盛朝的嶄新氣氛,但一系列禍亂卻接腫而至,若與歷朝相較,有明一代似集各種劣政之大成:
(1) 朱元璋殘忍嗜殺,為鞏固朱家一姓天下,不惜對功臣大開
殺戒,令殺害韓信、彭越等人之劉邦亦望塵莫及;
(2) 因太祖恢復封建,而導致類似渶七國之亂、晉八王之亂的
「靖難之變」,此後還有多次宗室反叛;
(3) 朱元璋之屠殺士子、大興文字獄,較之焚書坑儒的秦始皇
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4) 由於廢除丞相制,使君主輔佐乏人,致明代從成祖即位至
王朝滅亡止,出現比漢、唐更為酷烈的長期宦官專政;
(5) 伴隨宦禍而來的,是明代的東林黨爭,其時間之長、鬥爭
之烈、禍害之慘均超過漢、唐、宋諸朝;
(6) 明初之廢大都督府,把兵權集中於皇帝,造成將不專兵、
兵不私將,故此明代抵禦外患之能力頗差,立國不及百年
,竟發生近似晉永嘉之亂、宋靖康之恥那樣的危急局勢,
出現天子為外族所擄、敵兵臨京城下的土木之變;
(7) 至於廢除丞相制度、厲行特務統治、嚴控余國民眾等,則
堪稱朱姓皇室之「獨創」,使明朝的劣政發揮得淋漓盡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