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鄧小平有什麼貢獻?

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於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一條戰略決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這個決策的成效之一便是改變了中國長期以來對外封閉的情況，令中國大陸向世界開放，同時大幅度提高了國內人民的生活水準，改善了國際上的形象，使中國大陸進入了經濟高速發展時期。

背景

1970年代末期，政治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陰影，但自1958年大躍進以來發展遲滯不前的甚至有嚴重倒退的中國經濟依然處於一片混亂之中：舊有的計劃經濟體制根本無力控制一個具有7億消費群的國家經濟，導致人民對現有生活的狀況日漸不滿。1978年，鄧小平第三度上臺，開始推行由周恩來最早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嘗試對當時國內的經濟體制進行全方位的改革，並試圖將中國的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體制轉移到市場經濟上。

對內改革

計劃經濟曾一度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經濟標誌之一，自1950年代以來中國的計劃經濟雖然曾一度為中國早期的經濟恢復和初步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隨著時間的推進其弊端日漸明顯：

對國內經濟的控制達到驚人的程度，政府企業職責不分，無視價值規律與市場調節的作用；一切以計劃為綱，無法適應消費群體的需要，制約商品經濟的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
生產商品的數量都在計劃之中，購買商品還需要相應的商品票（如購買糧食就需要有相應的糧票），造成消費者即使有錢也難以買到需要的商品。
工農業生產與商品經營均為強制性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個人不得持有私有財產，一切勞動成就都會被均分，這導致生產者沒有興趣擴大生產，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勞動積極性。只知道依靠「大鍋飯」過生活，喪失了發展經濟的動力。
為儘快提昇經濟發展速度，鄧小平與黨內的開明派開始逐一解決這些問題，並試圖改變人民心目中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根深柢固的形象，這場改革運動的目的是以維持社會主義制度為前提，改變生產中不適應生產發展的管理體制和政策，並建立社會主義下的市場經濟。這場改革的經濟方面在農村取得了率先突破，並隨之迅速在全國各經濟領域內推行改革。

農村經濟改革

中國大陸農村地區自1958年北戴河會議後建立了全國範圍的人民公社，將農民手中的一切個人財產與生產資料劃歸公有，生產生活的指導權過於集中，並且在產品分配上採取了絕對平均主義來分配，造成「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的局面，雖然這種體制在產品相對充裕時可以有效地減少自然災害為個人帶來的損失，但更多的是挫傷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1978年，中國安徽省面臨旱災，當地鳳陽縣小井莊、小崗村等地的農民決定實行包產到戶，均分小隊下轄的土地與勞動工具，展開自負盈虧的農業生產——這在人民公社下是屬於私分共有財產的重罪。然而這兩個村在當年的農業收入中就創造了驚人的成績，這件事情不久就被上報至中共中央，雖然中共中央在1979年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中依然規定不得私分田地，但這種行為早在1978年安徽、四川兩省便已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並取得了在災年農業生產超過往年的成績。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公開支持了這項措施。不久，在中國所有的農村都開始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形式的的體制轉變，這種決定在堅持土地最終所有權為國家的情況下，許可農民自行生產、自負盈虧，只繳納部分農業產品。並鼓勵農村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業副業，向專業化、商品化的方向繼續發展，並廢除了不適合農村生產力發展的人民公社體制。

中國農村的改革取得的成效使得佔全中國人口70%以上的農民逐步擺脫了貧困，並促使部分農民先於其他地區富裕起來。同時農業的改革雖然在初期頗有成效，但隨著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逐漸深入，農村的發展開始低於城市地區的發展速度甚至至今兩者之間已經有了巨大的差距，這導致中國出現了令世界關注的貧富分化現象——這在強調以共同富裕為最終目標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是難以想象的。由於步入20世紀90年代來中國政府並沒有對農村地區貧富分化抱以足夠的關注，事態逐步成為中國迅速發展，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實現全面復興的最大障礙——三農問題。

自2002年以來，中國最高行政文件中央一號文件連續強調三農問題對中國建設的影響，中國政府也開始從新調整農業地區的政策。

有關農業的更多發展問題，請參閱三農問題

城市改革

農村地區6年多的改革令中國的領導人看到了改革帶來的巨大動力，轉而著手對中國城市經濟進行改革。1984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發表《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誌著城市改革的開始，並在1985年全面展開。早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後，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營經濟）佔據了90%以上的工業總產值。而且企業的生產經營脫離市場，一切產品生產由政府下達訂單；而掌握企業主導權的並不是工廠廠長，而是國家委派的幹部——公方代表或上級黨委委派的黨支部書記。無論是國營企業還是極少部分的私營企業，工人一律不得被辭退，也沒有相應的破產措施，部分虧損嚴重的企業只得由國家背負這些不良資產。缺乏競爭、不負盈虧的企業主觀上沒有研發新科技、擴大再生產的動機，結果在同期世界上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都抓住了科技革命帶來的機遇，導致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鄧小平在1977年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便提出以科學技術帶動社會生產力。1985年的改革更進一步打破了原有的計劃經濟理念：政府一方面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遣返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場經濟中的許多觀念，發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認可了私營企業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和所處地位，並鼓勵非公有制經濟成分進一步發展以帶動中國經濟，打破了中國經濟公有製成分一枝獨秀的局面；抽回公方代表，逐步放寬私營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將企業納入宏觀經濟的管轄範圍內，與市場調節作用相結合；對於生產盈利不再堅持一刀切的均分政策，轉而以按勞分配為主要的分配方式，以不再堅持共同富裕為代價換來了企業的生產活力。對國有經濟成分進行改組，由政府絕對控制經營轉為政府擁有企業的絕對決策權，將一半經濟活動權下放給企業，支持並鼓勵負債企業兼併或破產——這極大地動搖了工人心目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形象，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政治地位極高的工人群體被改革開放引入的政策所衝擊，伴隨著各地國營企業的關閉，全國約有數百萬工人失業，在當時中國政府受到了極大衝擊。中國政府轉而以國家權力轉變人民的意識形態，將馬克思主義與市場經濟理論巧妙的結合在一起，緩解了工人的情緒。引入下崗再就業政策，大量安排紅帽子工程來減少失業人口。

城市的改革取得的進展並沒有預期的成效，反而在原有計劃經濟理論遭到拋棄的情況下引發了國內民眾的思想混亂。加之1985年以來政府不斷放寬思想言論控制，原先身為「封資修大毒草」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開始被部分知識分子所接受，對西方民主的嚮往與追求成為日後兩次大規模學生運動興起的原因之一。1989年後，政府再度放緩城市改革步伐，轉而開始控制國內混亂的思想、經濟。1992年過後，政府再度對城市的體制進行改革，並不斷將各種政治決策公開化，並設立聽證會以便於民眾參與政治決策。

自1989年國內外政治上的巨大風波過後，中國政府的立場日趨保守，不但改革步伐放緩，黨內也出現了重提階級鬥爭觀念的聲音。為維護改革開放的大局，退出中國政壇的鄧小平再度出面，南下巡視中國數個設立經濟特區的省份，發表了事後稱為「南巡講話」的發言，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利用個人威望重新將改革開放的政策穩定下來，並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政策的「兩個基本點」之一。這場講話確保了今後十餘年間中國政府既定國策的穩固，也逐步將中國經濟實力帶上一個又一個臺階。

1981年2月，雖然在長沙等地有人用大字報批評鄧小平搞資本主義；但是，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他主持和指導下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關於經濟為中心的基本路線。這次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決策人和中國的實際最高領導人。他指出要糾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克服個人崇拜，同時正確地和充分地評價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貢獻。他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年8月，他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

從1982年以來，鄧小平致力於國內的改革。2月20日，黨中央通過老乾部的退休規定，以保證幹部的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並建立「顧問委員會」來安置這些老乾部。同時開始精簡機構，裁減政府工作人員。1982年，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983年，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他主持並制定了改革開放的總方針，提出適合中國國情的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第一步，在80年代，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解決人民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達到小康水準；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再翻兩番，達到中等已開發國家水準。



中共官方稱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理論的創立者」。

他把中國大陸推入現代化之路，並使其發展之勢成為定局。他的最大貢獻就是主張改革開放。「鄧小平在1979年至1993年的改革是任何時期對人類福利的最大提高」，這句話大概也是對鄧小平改革的真實評價，因為他的改革影響了億萬人，並確實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水準。

鄧小平的政策打開了中國的國門。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的經濟取得了巨大發展。鄧小平去世後，中國經濟保持平均每年8%的高增長，即時是在世界經濟低迷時依然如此，而八十年代的高通貨膨脹也得到抑止。政治上中國人也拋棄了以往的條條框框，能夠更自由地與國際接觸，中國共產黨的管理以及人事安排在某種程度上實現制度化。中國今天的成就有目共睹，鄧小平無疑起了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鄧小平的另一大成就是重開了全國高考。與他的另一大事計劃生育齊名，高考是中國20年來，被最公正公平執行的制度。高考讓中國大批有能青年有了獲得普遍承認的機會，讓廣大貧困家庭有了另一個改變命運的途徑。在海外，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鄧的理念是，先推進科學，然後民主。

鄧小平還在全國推行了強迫性的英語教育。這在西方很多學者看來，是中華民族5000年歷史上一次巨大的讓步。歷史上，少數民族統治中國的時期，曾經嘗試過同時推行漢語和統治民族的語言，但先後都告失敗；每次都是實質上接受了漢族的同化。

鄧小平在六四事件中的處理，被很多人認為是他一生中的污點，這直接導致了中國政治體制變革的停滯甚至倒退。但也有很多人認為這是為了維持國家統一和政局穩定的被迫和必要之舉。

鄧小平的改革也帶來了許多問題。市場化令中國國有企業面臨危機，鄧小平對農業的改革到90年代已經不再管用，農民的生活質量與人均收入增長明顯不如八十年代，貧富分化急遽加大，這些都是巨大的社會不安定因素。鄧小平主張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走向共同富裕」，從今天的現實來看，中國還明顯處於「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階段，貧富差距的急劇擴大已經得到了海內外的關注。為此近來中共中央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新理念，力圖在經濟效率和公平間找到平衡點。


對於鄧小平主導的改革的負面效果，有著兩種不同的解讀：

認為這是改革沒有徹底，特別是沒有進行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所造成的：
由於經濟市場化不徹底，政治不夠民主，輿論監督不夠自由，司法不夠獨立，致使政府部門或政府官員掌握干預經濟的過度權力，這是當今日愈演愈烈的權力尋租和腐敗問題的一個主要根源。
六四之後的中國在政治改革上更加保守，片面強調「在穩定壓倒一切」，政治與經濟改革的不同步，加劇了中國社會在轉型中的社會矛盾的不斷積累與深化。這些是今天改革中出現的社會矛盾加大等很多問題的根源。
任仲夷說鄧小平的不足主要是：沒有用他的巨大威望和影響，適時地實行他主張的政治體制改革（《炎黃春秋》2004年--8）。不少知識分子的看法與任一樣。
反對或質疑鄧小平改革政策本身的：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時候，沒有對致富手段做出有效的限制，也沒有對「先富帶動後富」提出具體的方式方法，本質是支持剝削，致使特權階級興起，許多改革成本從社會支付變成個人支付（實際是廣大弱勢群體支付），「共同富裕」成為一場「精神會餐」。
資本的逐利性，必然導致污染、過度開採、兩極分化、為富不仁等一系列對公共利益的損害。因此，正是市場經濟本身的規律（或者說中國經濟中生產資料私有制比重越來越大的趨勢的必然後果），拉大了貧富差距，導致了社會動蕩。
鄧小平自己曾說：「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但現實的結果卻正是中國的基尼係數不斷擴大，越來越遠離鄧的初衷。這就成了一個悖論：堅持鄧的路線反而可能違背鄧的理想。有人更明確指出：鄧和毛的經濟社會政策的根本分歧就在這裡——要效率，還是要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