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寡人之于國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句中“檢”“發”二字的確切含義，自古及今，存在兩種完全不同的解釋。

趙岐《孟子章句》注“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言入君但養犬彘，使食人食，而不知以法檢斂也。”清閻若璩《四書釋地三續》：“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予狗彘者。‘狗彘食人食’即下章‘庖有肥肉’意，謂厚斂於民養禽獸耳。”楊伯峻先生《孟子譯注》引之，且稱“閻氏之說可從”。教材緣此注釋：“(諸侯貴族家)豬狗吃人所吃的東西，不加制止。”
另一種解釋迥然不同。《漢書·食貨志贊》引此句，顏師古注日：“言歲豐孰(熟)，菽粟饒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也。”王力先生《古代漢語》注：“檢，通斂，收積，儲藏。”按照以上注釋，此句意謂：在“狗彘食入食”之豐年，國家應當及時收儲糧食，以備災荒之年平價出售。
兩種解釋的根本區別在於：前一解釋將“狗彘食入食”和“塗有餓莩”置於同一時空條件之下進行對照，認為與“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孟子·梁惠王下》)這種社會兩極分化的景象語義一致，從而得出統冶者實行“虐政”這一結論。後一解釋則認定．“狗彘食人食”和“塗有餓莩”兩種社會現象出現於不同時空，“檢”和“發”是統治者豐年和災年分別實行的不同的經濟措施。——當然．梁惠王因“不知”而未曾施行。

前一解釋存在一種簡單化傾向．後一解釋符合孟子本意。



首先，孟子之說，源在《管子》。《管子·國蓄》：“歲適美，則市糶無予(售)，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緞(一鍋糧食十緡)，而道有餓民。”“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引文中，“狗彘食人食”是豐年出現的正常社會現象。糧食低價無人出售，不獨貴族之家。一般百姓家也存在“狗彘食人食”的現象。孟子對《管子》言辭的引用不致乖違原意。
其次，《漢書·食貨志贊》引孟子原文作“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殍而弗知發”，文字稍有不同。“檢”有“制止”之義。“斂”不通“檢”。也沒有“制止”之義。班固筆下，所謂“狗彘食人食”是豐收之年的同義語。統治者的不作為，不在“制止”“狗彘食人食”這一社會現象(其實無法“制止”)，而在不去收儲豐年餘糧以備荒年之用。《漢書》引文必有所本，訓詁上無法回避。
再次，《寡人之于國也》議論的出發點和歸宿，是朝廷凶年採取的應對措施。梁惠王對待凶年的辦法，是“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孟子之語針對的，正是這種“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短視政策。梁惠王將“塗有餓莩”歸罪於“歲”，孟子指出“王無罪歲”。假設孟子提出的僅僅是“制止”“狗彘食人食”這種淺層次的建議，這種建議無論如何難稱是實行“王道”社會的高招。
可見釋“檢”作“制止”，義有未安。而且，這種看法必然導致一種與文意的整體感知不協調的分析。
孟子批評統治者的虐政..梁惠王口口聲聲說于國盡心。可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哪里談得上“盡心”呢?“狗彘食人食”和“塗有餓莩”形成鮮明對照，深刻揭露了當時社會的不平等..害民的不是荒年而是統治者的虐政。
稱大災之年遷徙百姓輸運糧食救濟災民的梁惠王的作為是“統治者的虐政”。無論如何是不公平的。
梁惠王自稱“寡人之于國也．盡心焉耳矣”，畢竟做了一點對百姓有益的好事，至少會使“塗有餓莩”的慘況有所緩解。明季思想家黃宗羲認為“惠王猶知為民”(《孟子師說》)，對這種情形，孟子是沒有理由不分青紅皂白加以指責的。
《寡人之于國也》的確指責了梁惠王，問題的關鍵在於，孟子是從何種角度指責梁惠王的。深入探究這個問題，不能停留於訓詁層面．必須瞭解戰國秦漢時的經濟政策。

《漢書·食貨志贊》引用過《孟子》中的這段話：《易》稱“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書》雲“株遷有無”，周有泉府之官，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殍而弗知發”。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
班固的這段文字涉及歷史上一系列類似的經濟政策，為準確理解《孟子》中的這兩句話提供了重要根據。
“裒多益寡，稱物平施”為《謙卦》象辭。顏師古注：“裒，取也。言取於多者以益少者，故萬物皆稱而施于平也。”“徘遷有無”為《虞書·益稷》語。顏師古注：“言天下有無相通足也。”“泉府之官”，顏師古注：“司徒之屬官也，掌市之征布，斂市貨之不讎，貨之滯於人用者，以其價買之。”這些古訓表現的核心思想即顏注所稱之“取多益少”“有無相通”。
“管氏之輕重”指《管子·輕重》篇論述的管仲調節商品控制物價的理論。“平糴”指官府在豐年以平價購人糧食，歉年以平價出售的辦法，為戰國魏文侯李悝所創。“均輸”為西漢桑弘羊提議的運輸物資的辦法。《鹽鐵論·本義》：“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日均輸。”又《史記·平准書》：“桑弘羊為大農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常平”見《漢書·食貨志上》：“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谷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谷賤時增其賈(價)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賈而糶，名日常平倉。民便之。”歷史上這些著名經濟學家及其“平糴”“均輸”“常平”等措施，是平衡商品(主要是糧食)供求關係、平抑物價(首先是糧價)升降指數的有效措施。
班固將《寡人之于國也》中的這兩句話放在平抑物價以豐補歉的一系列經濟政策之中加以闡述，“斂”和“發”顯然就不是一般所言的積貯糧食和開倉濟民了，而應是與“李悝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相一致的一項經濟政策。
豐年如何積貯糧食?災年如何賑濟百姓?《漢書·食貨志》對“斂”“發”之法有具體闡述：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熟)..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甲編卷三“常平”條引南宋經濟學家陳傅良(號止齋)語，明確指出，孟子向梁惠王提出的建議，不是孟子獨特的經濟觀點，而是“三代之時”旱已實行的“常平之政”：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陳止齋日：“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斂，恐谷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日：“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
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三明確指出，《寡人之于國也》對梁惠王的指責，即在其人“不修發斂之制”：檢，當依《漢書·食貨志》作斂..歲有豐歉，穀有貴賤，則不能無傷農傷末(指工商賈)之惠，於是有發斂之法，豐歲則斂之於官，凶歲則糶之於民。《記》所謂“雖遇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用此道也。“狗彘食人食”，猶言“樂歲粒米狼戾”耳。惠王不修發斂之制，豐歲任其狼戾，一遇凶歉，倉廩空虛，不得已為移民移粟之計，自以為盡心，惑矣。
錢大昕以“豐歲則斂之於官，凶歲則糶之於民”為“發斂之法”．正是對“斂”“發”二字的精確解釋。
在孟子看來，“發斂之法”是“王道”社會必須推行的一項重要的經濟政策。梁惠王自謂“盡心”為國，採用的卻是移民移粟這種“拆東牆補西牆”的治標之計，廢棄了“發斂之法”這一治本之策。這就難以從根本上調節社會矛盾．緩解社會危機。不僅如此，梁惠王還錯誤地將社會危機的無從解決歸咎於“歲”，孟子尖銳地指出，天行有常，世有饑穰，將“塗有餓莩”推諉于年成不好，這與殺人者將罪過歸咎於兵器沒有區別，同樣是弄錯了造成嚴重後果的原因。孟子提醒梁惠王，不要一味責怪年成不好，減少災年的糧食危機，關鍵在治本而不在治標。至此可以斷定，教材注釋和《教師教學用書》對語義的理解與孟子本意南轅北轍。
綜上，《寡人之于國也》對梁惠王的指責，不在其“虐政”，而在其蹩腳的經濟政策。“狗彘食人食”是豐收之年出現的社會現象。檢，通斂，指政府豐年用平價收購農民手中餘糧：發，指政府災年以平價出售倉中儲糧。所謂“狗彘食人食”和“塗有餓莩”是豐年和災年的同義語。孟子充滿信心地向梁惠王進言：“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實行“斂發之法”，應對世之饑穰，社會危機就可以緩解，天下之民就必然歸向魏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孟子又很感慨地說，但是現在的國君，當五穀豐登，糧食過剩，連豬狗都吃人的食物時，卻不知收購餘糧，以防備飢荒之年。檢，是斂，也就是好年時，官方收斂糧食，以備荒年。

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塗，就是路上。餓莩，是餓死的人。發，是打開倉廩賑災。現在孟子更感慨地說，遇到荒年，路上已有餓死的窮人，這些國君還不知打開穀倉，把存糧拿來救濟人民。

2007-06-19 12:51:53 補充：
http://drbachinese.org/online_reading/sf_others/WaterMirror2/ch11_03.htm上網找的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孟子又很感慨地說，但是現在的國君，當五穀豐登，糧食過剩，連豬狗都吃人的食物時，卻不知收購餘糧，以防備飢荒之年。檢，是斂，也就是好年時，官方收斂糧食，以備荒年。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塗，就是路上。餓莩，是餓死的人。發，是打開倉廩賑災。現在孟子更感慨地說，遇到荒年，路上已有餓死的窮人，這些國君還不知打開穀倉，把存糧拿來救濟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