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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閉關鎖國的清王朝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被西方列強用洋槍洋炮轟開了封閉的大門。這場戰爭引起了許多仁人志士的反思,他們認為是清政府對世界局勢的無知造成了慘敗的惡果。著名思想家魏源(1794-1857)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魏源是林則徐的好友,曾先後任江蘇布政使和巡撫的幕僚,也是當時堅決主張“睜眼看世界”的著名文人。
1841年6月,已被革職的林則徐在鎮江與魏源見面,兩人“萬感蒼茫”,徹夜長談。林則徐將自己組織人手翻譯的《四洲志》、《澳門月報》和《粵東奏稿》等資料交給魏源,讓他編纂《海國圖志》,以喚醒國人,放開眼界,了解世情,挽救危亡。魏源編書的舉動得到了當時開明人士的支援,他們認為“知西洋之強,察西洋之症,此為濟國強國之舉”,於是紛紛出手相助。有的人將複製的有關資料送給他,有的人將被俘英軍所畫的英國地圖寄給他……為使內容更為真實,魏源還親自向曾到過海外的人請教各國的情況。
1842年,魏源完成了50卷本《海國圖志》的撰述。1843年,《海國圖志》正式出版,成為第一部由中國人自己編寫的、介紹世界各國情況的巨著。魏源在書中寫道,編撰《海國圖志》的目的是“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
魏源對自己的這部作品寄託了極大的希望,他希望人們會如饑似渴地讀它,研究它,通過這部書找到讓國家富強的辦法。讓他意想不到的是,《海國圖志》問世後卻很少有人問津。據統計,當時國內有紳士百萬餘人,有能力讀此書的也多達300多萬人,然而卻很少有人認真地閱讀和領會書中的深刻內涵。相反,許多守舊的朝廷官吏的罵聲卻撲面而來,他們無法接受書中對西方蠻夷的“讚美”之詞,更有甚者主張將《海國圖志》付之一炬。在腐敗守舊的清政府眼中,《海國圖志》無疑成了一本大逆不道的書籍。遭到無端非議的《海國圖志》最終在國內的印刷數僅有千冊左右。
由於《海國圖志》在國內沒有銷路,於是,一些商人便打起了到日本擴大市場的主意。1851年,一艘中國商船駛入日本長崎港,日本海關官員在對這艘船例行檢查時,從船上翻出三部《海國圖志》。在日本人看來,這三本書簡直就是天照大神送給他們的禮物,因為此書令他們大開眼界,使他們第一次如此詳盡地了解了西洋各國。很快,這些書便被如獲至寶的日本官員和學者買去。此後的幾年裏,《海國圖志》仍不斷“偷渡”日本。由於《海國圖志》極受歡迎,1854年,日本人乾脆在國內翻印了《海國圖志》,引起了更大規模的閱讀熱潮。此後,《海國圖志》在日本被大量翻印,一共印刷了15版,價錢一路走高。到1859年,這部書的價格竟然比最初時飆升了3倍之多。
1854年2月,美國將軍佩裏率艦隊抵達日本,逼迫日本德川幕府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此後,西方列強蜂擁而至,日本被迫簽署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一步步向半殖民地國家滑去。
國難當頭,日本的有識之士苦苦探尋著解救國家的良方。《海國圖志》的出現,為日本維新變革人士擦亮了眼睛。當時著名的維新思想家佐久間象山在讀到《海國圖志》“以夷制夷”的主張后,不禁拍案感慨:“嗚呼!我和魏源真可謂海外同志矣!”在魏源思想的引導下,佐久間象山在思想上實現了從排斥西方人到發展與西方的關係的重大變化,他主張從全球的形勢出發思考日本的方略。另一位維新志士橫井小楠,也是在讀了《海國圖志》後得到了啟發,與佐久間象山共同提出了日本“開國論”的思想。他們在吸收歸納《海國圖志》的精髓後指出,日本發展之路必是“東洋道德與西洋技術的結合”。
日本的維新派人士認為,《海國圖志》的核心內容是“制夷”,“制夷”的核心思想是“調夷之仇國以攻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唯有“師夷之長技”才能抵制其殖民擴張。要做到“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就不僅要發展本國的工業,開展對等的對外貿易,更重要的是推行民主制度,推翻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1868年1月,日本的維新派勢力在“王政復古”口號下,發動了對德川幕府的戰爭,由於裝備了大量西洋新式武器,維新軍隊雖然人數遠遠少於幕府軍隊,但依靠武器優勢連戰連捷,最終包圍了德川幕府的老巢江戶。1858年4月,德川幕府的最後一任將軍德川慶喜見大勢已去,被迫向兵臨城下的維新派軍隊投降,德川幕府對日本長達200多年的統治畫上了句號。
1868年7月,日本新政府宣佈將江戶改稱東京,並定為日本首都。此後,以天皇睦仁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的明治政府,開始著手實行維新,推進變革,日本逐漸擺脫了西方列強的肆意欺辱,並一躍成為東亞第一強國。半個世紀後,梁啟超先生在回顧這段明治維新的歷史時,曾這樣評價說,日本維新派前輩“皆為此書(《海國圖志》)所刺激”,最終完成了改革圖新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