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廢相背景

1. 明太祖推行君主集權的動機：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布衣，建立明朝後，採取一系列加強君主集權的措施。以下為明太祖推行君主集權的動機：



１. 借鑑歷史

太祖鑑於宋室孤弱而敗亡，元朝權臣勢大，王綱不振，於是厲行君主集權，提高皇權，重行封建，以固帝業。



２. 性格猜忌

太祖出身寒微，學識淺薄，加上性格猜忌多疑，常恐功臣奪權篡位，尤其太子早死，太孫幼弱無能，深恐國祚不長，遂集權於君，鞏固朱姓基業。



明太祖實行君主集權政策，大大加強了明王室的統治力量，鞏固國家的統一，但極端的君主集權，卻為明朝的滅亡埋下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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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太祖君主集權的措施：



１. 廢除宰相

洪武13年，太祖深慮相權太大難以控制，以左丞相胡惟庸意欲謀反，廢中書省和罷相，全國政事由六部分理，直接向皇帝負責。



２. 恢復封建

為屏藩皇室，自洪武3年起的15年間，太祖分封了25位兒孫為王，鎮撫全國軍事要地，各擁3000至19000兵，但不能干預封地內的事務，以防藩主勢大。



３. 控制地方

太祖劃分全國為13個承宣布政使司，在每一承宣布政使司分由三司出任，布政使司掌財政和民政，提刑按察使司掌刑法，都指揮使掌軍事，三權分立，各不相屬，直隸中央，鞏固君權。



４. 分割軍權

　　明太祖以五軍都督府和兵部共管軍事。五軍都督府負責統兵，但無調兵之權；兵部掌管軍官之選拔與士卒之訓練，但無統兵之權。戰時皇帝命將出征，戰罷兵歸於朝，以防將帥擁兵。



５. 加強監察

太祖設都察院彈劾朝臣，六科給事中稽查六部，監察御使巡視地方官，限制百官權力，提高皇權；又設錦衣衛和檢校偵查臣民，由太祖直轄，



６. 殺辱大臣

　　太祖恐功臣恃功專橫，藉口誅殺如徐達﹑李善長等功臣；又屢興獄如胡惟庸案﹑藍玉案，株連數萬人。此外，為提高君威，規定朝臣進見須跪對，並隨時廷杖大臣，打擊大臣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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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太祖君主集權措施的影響：



１. 廢除宰相，釀成宦禍

太祖廢相，令軍國大權集於帝王一身。自明宣宗後，君主多昏庸，且輔弼乏人，遂予宦官擅權之機。



２. 恢復封建，宗室相殘

太祖恢復封建，宗室諸王擁兵自重，終引起內訌，發生靖難之變及日後骨肉相殘的禍亂（如高煦之亂﹑寊鐇之亂﹑宸濠之亂）。



３. 刻薄寡恩，政風因循

太祖誅殺功臣，折辱臣下，設錦衣衛，大興文字獄，種種刻薄措施，造成君臣離心，人才凋零，朝臣萎靡苟且，政局日壞。




胡惟庸（?—1380年），安徽定遠人。

龍鳳元年（1355年）投朱元璋。歷任主簿、知縣、通判、僉事等。洪武六年（1373年）升右丞相，後進左丞相。

由於胡惟庸的性格一向積極、勇於任事，但因此容易與權力慾極大又好猜忌、急躁難安的明太祖產生政見與取賢上的分歧，所以不被劉基等人看好。但太祖不介意，認為劉基多慮、有偏見，仍晉用胡惟庸為左丞相。

在胡惟庸拜相後的一段時間內，太祖與胡惟庸之間君臣相安無事，但胡惟庸任久熟練之後，即開始與太祖產生歧見甚而引發衝突。洪武十三年，兩者的恩怨日積月累，太祖在盛怒之下，以謀逆罪，處死胡惟庸，同時藉辭窮追其友好，包括開國第一功臣韓國公李善長等大批元勳宿將皆受株連，牽連致死者三萬餘人，史稱「胡惟庸案」。

太祖對文武功臣、官員展開殺戒時，為免去君權被丞相架空的可能性，亦一併廢除了中書省和相職，此舉造成日後明代皇帝的權力達到顛峰，甚至在萬曆年間造成「斷頭政治」。

2007-06-11 18:57:53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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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1380)，鳳陽府定遠縣(今屬安徽)人，為李善長的同鄉。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時，歸附紅巾軍，頗受寵信。
　　淮西集團勢力的日益膨脹，威脅到皇權。朱元璋對他頗存顧忌，於是在洪武四年，以年高有病為名，讓李善長告老還鄉，時年五十八歲。其實，朱元璋早就有意撤換李善長，還曾經向劉基請教合適人選。

　　劉基說：“善長為元勳舊臣，能調和諸將，不宜驟換。”朱元璋道：“善長屢言卿短，卿乃替他說情麼？朕將令卿為右相。”劉基連忙頓首道：“臣實小材，何能任相？”可能劉基預料到在淮西集團當權的情況下，必然會受到排擠，故而堅決不肯任相職。朱元璋又問：“楊憲何如？”劉基答道：“憲有相材，無相器。”朱元璋又問：“汪廣洋如何？”劉基道：“器量褊淺，比憲不如。”

　　太祖又問及胡惟庸，劉基連連搖頭道：“不可不可，區區小犢，一經重用，僨轅破犁，禍且不淺了。”朱元璋默然無言。但是後來朱元璋還是根據李善長的推薦，任用了善於逢迎的胡惟庸。劉基嘆道：“惟庸得志，必為民害。”胡惟庸得知後，便對劉基忌恨在心。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劉基的話還是有道理的。

　　因李善長的提攜，胡惟庸于洪武六年，進入中書省，與汪廣洋同任右丞相，左丞相空缺。胡惟庸入相後，他的精明幹練很快得到朱元璋的賞識。這期間，胡惟庸還將自己的侄女嫁給了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的兒子李佑為妻，結成姻親，使得他與李善長關係更進一步。有這樣的元老重臣為後盾，胡惟庸更加膽大妄為。加上李善長的舊屬們也極力幫助他，胡惟庸可謂如魚得水。由於他逢迎有術，漸得朱元璋寵任。到洪武十年，進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獨攬丞相之權。

　　隨著權勢的不斷增大，胡惟庸日益驕橫跋扈，獨攬丞相大權，生殺黜陟，為所欲為。內外諸司所上的奏章，胡惟庸必先取閱，對自己不利的，就隱匿不上報。他任意提拔、處罰官員，各地喜好鑽營熱衷仕進之徒、功臣武夫失意者，都奔走于他的門下，送給他的金帛、名馬、玩好，不計其數。胡惟庸一時間權傾朝野，許多人都看他臉色行事，敢怒不敢言。

　　對於胡惟庸的所作所為，朱元璋也略有察覺，對他的擅權更是感到不滿。
　　在胡惟庸已明顯失寵的情況下，大概是揣度到朱元璋的心理，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節首先告胡惟庸謀反。與此同時，被謫為中書省屬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也揭發了胡惟庸的許多隱私。

　　朱元璋接到告變後，立即命廷臣進行審訊，隨即就把胡惟庸處死了。告變人涂節，也因朝臣參劾說他本來準備參加謀反，因事不成才告變，連同胡惟庸和另一主犯，曾與汪廣洋一同參劾李善長的御史大夫陳寧，同時被殺。

　　罪名升級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處死後，胡惟庸案遠沒有結束，對於胡惟庸的罪狀一直都在蒐集查證。

　　　　胡惟庸案的查證一直都在繼續著，並且有了新的進展。洪武十九年(1386)明州衛指揮林賢通倭事發，經審訊得知，他是奉胡惟庸的命令下海通倭的，胡惟庸謀反案有了進一步的證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又捉拿到奸人封績。封績本是元朝的舊臣，後來歸降于明，據說他經常往來于蒙、漢之間，曾經為胡惟庸給元嗣君送過信，胡惟庸在信中稱臣，並請元嗣君出兵為外應。其實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大將軍藍玉出塞時，在捕魚兒海地方就捕獲過封績，但是由於李善長施加影響，並未上奏，就把封績給放了。直到這次，由於封績再次被捕入獄，李善長終於也被牽連進來了。

　　
　　接著，朱元璋便頒布嚴敕說，李善長以“元勳國戚，知逆謀不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於是，七十七歲的李善長被賜死，其妻、女、弟、侄等一門七十餘人被殺。只有李善長的長子李祺及兩個兒子，因為臨安公主的緣故，得以免死，流徙江浦。


　　與此同時，朱元璋又策劃陸仲亨的家奴告發陸仲亨與唐勝宗、費聚、趙雄三名侯爵，曾串通胡惟庸“共謀不軌”。一場“肅清逆黨”的政治運動鋪天蓋地而來，到處偵捕，牽連蔓引，共有三萬餘人被誅戮。連一向與胡惟庸關係疏遠的“浙東四先生”也未能倖免，葉昇以“胡黨”被殺，宋濂的孫子宋慎也牽連被殺，宋濂本人則貶死於四川茅州。

　　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頒布《昭示姦黨錄》，刊印多冊，發往各地，曉諭臣民，以此為戒。胡惟庸案至此才算告一段落，前後遷延近十年。

　　
　　
　　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後，仍然能時時刻刻感受到李善長的威脅。李善長為功臣之首，雖已退位，但勢力還很大，加之與胡惟庸的姻親故舊關係，始終令朱元璋耿耿於懷。為了鞏固帝業，就必須徹底消除這一隱患，因而胡惟庸案不斷升級。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虜南倭”，於是又為胡惟庸添上了一個“通倭通虜”的罪名，就是說他勾結蒙古和日本，企圖謀反。但是據吳晗先生《胡惟庸黨案考》，通倭通虜都是“莫須有”的罪名。胡惟庸事件正像一個傳說中的故事，時間越長，故事的範圍便越擴大。到後來胡惟庸東通日本高麗，西通卜寵吉兒，南通三佛齊，北通沙漠，東西南北諸夷，無不與胡惟庸叛逆案發生關係。朱元璋在殺胡惟庸若干年後又給他加上這些謀逆罪名，是想借胡案興起大獄來誅殺文武功臣，以防功臣們日後威脅朱姓子孫。平心而論，胡惟庸的被殺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所謂的“胡黨”卻未免牽強附會。胡惟庸案實際上成為朱元璋整肅功臣的藉口，凡是他認為心懷怨望、行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黨”的罪名，處死抄家，開國功臣李善長也最終被牽連進此案。

　　有明一代任丞相的只有四人，李善長、徐達、汪廣洋、胡惟庸，有三人被殺。據說徐達也未能善終，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極為凶險的背疽，按中醫的說法，忌吃蒸鵝。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隻蒸鵝給他吃。徐達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繼續活下去，只好當著來人的面，流著眼淚吃下蒸鵝，沒過幾天就死了。

　　李善長是受禍最慘的，不僅本人被賜死，還被族誅。他死後一年，郎中王國用為其鳴冤，由御史解縉起草《論南韓公冤事狀》，疏中論道：李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又何必為胡惟庸謀事，況且他已經年邁，根本沒有精力再折騰，何苦如此！當時正值胡黨株連，氣氛異常恐怖，很多人擔心會招來禍事。但朱元璋看了以後，未作任何批示，可見他也默認是枉殺。

　　所謂的胡謂庸案只是一個藉口，目的就在於解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結果是徹底廢除了宰相制度。胡惟庸案實際是一個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這一個？胡案剛剛結束，藍案又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