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麼是六四and五四..?!

1919年5月4日，在古都北京爆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群眾運動，革命浪潮迅速席捲全國，各界民眾同仇敵愾，共同奏起一曲浩氣長存的時代壯歌。　　是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巴黎近郊的凡爾賽宮召開了戰後和平會議。會上，中國代表最初提出的取消列強某些特權的七項希望條件及廢除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均被無理否決，最後和會竟將原德國在山東攫取的一切權益轉由日本接管。　　消息傳入國內，激起全國人民的強烈抗議。5月4日下午，北大等十幾所學校3000餘名學生聚集天安門廣場，喊出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廢除二十一條"，"誓死力爭"，"還我青島"等口號。遊行隊伍到東交民巷使館區請願未果，就前往趙家樓衚同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是北洋政府與日本具體交涉的親日派官僚。當時，曹已嚇得躲了起來，憤怒的學生就將在曹宅的章宗祥痛打一頓，並放火焚燒了曹宅。這時，大批軍警趕到，當場逮捕了32名學生。在廣大學生針鋒相對的鬥爭下，在各界的強烈聲援下，被捕學生很快被釋放了，但運動的目的並未實現。5月19日，北京大中學校2．5萬多人舉行總罷課，並進行大規模的愛國運動。6月3、4、5日，更多的學生走向街頭，抗議軍閥政府的倒行逆施，800多名學生被捕入獄，當局甚至用北大校舍作臨時監獄來關押學生。　　駭人聽聞的六三大拘捕激起全國各地更強烈的反抗。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群起響應，正義凜然、不畏強暴的愛國鬥爭從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據統計，全國有20多個省區，100多個大中城市捲入到這場如火如荼的洪流之中，尤以上海爆發的六三運動規模最大。6月5日，上海工人自動舉行罷工，支援學生的反帝愛國鬥爭。以日商內外棉第三、四、五紗廠工人帶頭，全市六七萬工人罷工。同時，上海商人也舉行了罷市。一些地方的工人、商人積極響應，推動了鬥爭的發展。迅猛擴大的鬥爭形勢給反動當局以極大壓力。6月7日，北京政府被迫釋放被捕學生。6月10日，下令撤銷了曹、章、陸的職務。但是，6月17日，北京政府又電令中國代表，同意在和約上簽字。為此，又引發了新的一輪抗爭，拒絕和約簽字的呼聲如潮，全國各地發往巴黎抗議簽字的電報就達7000餘份，中國代表終於沒有出席和約簽字儀式。　　賣國賊被罷黜，和約被拒簽，這場反帝愛國運動取得了初步的勝利。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偉大鬥爭。　　五四運動也是一次高揚"民主"與"科學"旗幟的思想啟蒙運動，其持續的時間更長，影響也更深廣。　　以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第二年改名為《新青年》）為標誌，新文化運動開始興起。1917年，陳獨秀到北大任教，編輯部也遷往北京。蔡元培、李大釗、胡適、魯迅等都積極參與到運動之中來，特別是採用白話文後，每期雜誌的發行量從1000餘份激增到一萬五六千份，影響迅速擴大。新文化運動其基本的口號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和科學，"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這股追求民主、追求真理的思想解放潮流有力地動搖了封建正統思想的統治地位，使大批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禮，為後來爆發的群眾愛國運動作了充分的思想、輿論準備；五四愛國運動，則又極大地推動了新文化運動向縱深發展，為其開拓了新的空間，注入了新的活力。"五四"之後一年內，全國各地新創辦的鼓吹新思潮的期刊達400餘種，新成立的進步社團達三四百個，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得到廣泛傳播。　　五四愛國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由此開始深入工人群眾，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從組織上和思想上作了準備。從這個意義上講，五四運動以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起點而載入史冊。
1989年春在北京發生的「六四事件」中，中國政府使用軍隊驅散示威學生，這在香港華人社會中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和情緒震撼。香港華人採用了多種方式來表達他們對示威學生的支持及對中國政府的不滿，其中最矚目的是有為數約一百萬的香港華人自發地上街遊行。這類大規模的香港華人的政治積極性表現雖然為時甚短，但它在香港歷史上卻是絕無僅有的。而這也是海外中國人對中國政府採取最具抗爭性的一次群眾行動。香港華人對「六四事件」的強烈反應，毫無疑問地與香港即將回歸中國這一事實及其所引發的憂慮、徬徨與抑鬱有關；這些反應反映了香港華人對中國的明顯認同。「六四事件」也為「香港人」的身分認同的集中與清晰表現提供了一個黃金機會。反過來說，香港華人在經歷這個使人痛心的事件中所取得的共同經驗，也進一步強化了「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感。

　　「香港人」在「六四事件」所引發的群眾行動中，比「中國人」擔當了一個更突出的角色。在1992a年及1993年的調查中，我們詢問被訪者有沒有參與1989年「六四事件」有關的遊行和集會活動。在1992a年，有較大比例的「香港人」（25.9%）（「中國人」的比例為18.8%）承認他們曾經參與那些活動。在1993年的相關數字則分別為26.6%及18.2%。兩項調查的數字十分接近。此外，1992a年的調查發現，「香港人」較「中國人」（63%對59.5%）更多留意報章上有關「六四事件」的報導、更多留意電視與電台對該事件的廣播（68.6%對68.3%）、及更多（32.8% 　　對29.3%）與朋友及親戚討論該事件（32.8%對29.3%）。不過，在1989年以後，「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熱情明顯比「中國人」冷卻得快。在1992a年的調查中，分別只有5.6%、3%及1%的「香港人」表示他們曾經參與紀念「六四事件」一周年、兩周年及三周年的遊行與集合活動，而與「中國人」有關的數字則分別為7.3%、3.6%及2.4%。這些發現顯示，隨著該事件所激發的巨大憤慨感的消逝，只有「中國人」對中國較高程度的情感連繫，才可以發揮使人們堅持參與的 作用。

　　雖然「香港人」及「中國人」都以反對社會主義政權的角度來理解「六四事件」，不過「中國人」依然比「香港人」較少同情北京學生。1992a年的調查發現，10.3%的「香港人」把「六四事件」理解為北京居民及學生所發起的暴亂，而同意此觀點的「中國人」則有13.1%。21.6%的「香港人」認為「六四事件」是一小撮人在搞事，但卻有30.5%的「中國人」這樣想。「香港人」當中有16.7%同意「六四事件」只是一件意外的事，暗示無人須要對此承擔責任，但卻有19.3%的「中國人」持此看法。「香港人」中有多達86.1%認為「六四事件」是一個中國政府處理失當的事件，但這樣認為的「中國人」則比例較小（73.1%）。同樣地，絕大多數「香港人」認為「六四事件」乃血腥鎮壓，但「中國人」中持此意見者則比例較小（76.6%）。

　　不過，當「六四事件」所引發的激情沉寂之後，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中國人」反而較「香港人」更能以務實態度對待「六四事件」。他們顯然以香港的利益為出發點，特別考慮到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例如，在1992a年的調查中，有較小部分（28.9%）的「香港人」（「中國人」的比例則為35%）同意「為了香港的安定繁榮，我們應該忘記六四事件」。與「中國人」（35.2%）相比，「香港人」（29%）較少同意「為了中港的良好關係，我們應該忘記六四事件」。如出一轍地，有較大部分的「香港人」（56.1%）（「中國人」的比例為45.4%）表示「我們應該繼續紀念六四的活動，直至中國政府釋放所有民運人士為止」。從不同身分認同的人對香港市民支援香港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一個在「六四事件」期間成立的組織）的態度中，亦可看到同樣的差異。認為「支聯會」應該解散的「香港人」佔21.7%，但卻有28.9%的「中國人」持此態度。

　　香港華人──特別是那些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人──深為「六四事件」所震撼。他們充分感到彼此有著共同的政治命運，而這個政治命運又被看成是不明朗及悲哀的。在中國大陸所發生的突然變故，使他們不單對中國政府徹底失望，也使他們對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承諾失去信心。香港華人，特別是「香港人」，在情感上及政治熱情方面的突然流露，可以理解為一種香港認同感的生動反映。即使那些認同為「中國人」的人，也在相當程度上與「香港人」有共通之處。1989年因此可以被視為香港華人的地方意識形成過程中的里程碑。

「五‧四」標誌著中國近代史上的國民覺醒、自強的精神，從「五四運動」的歷史，我們更可看到年青人對推動社會國家的發展與富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八十多年後今天的五四紀念日，五四精神對年青人有相當重要的啟示。五四青年的愛國熱情，對國家民族的責任與承擔感、「德先生」所重視的民主參與與「賽先生」重視的求真精神，反照今天香港面對的「非典型肺炎事件」，對青年人仍有重要的教育意義。

（一）公民責任：「五四運動」的力量是始於青年學生對國家民族的苦難有承擔，覺悟個人有改造社會的社會責任，因而置國家榮辱於個人之先，由是衍生了全國全民的自強運動。今日的香港市民所面對的非典型肺炎事件，與當日「五四運動」的情況也有相似的處境：非典型肺炎病毒是我們大眾的公敵，當前的要務是建立社會共識和凝聚力去防治這傳染性的病毒，香港市民人人需自發地各盡公民責任：保持個人衛生習慣、關懷他人、欣賞他人付出的努力。青年學生可以從「公民責任，由我做起」的精神體現出對社會責任的承擔，加強社會的凝聚力。

（二）全民參與精神：近日社會的全民防疫意識高漲，社會上全民都明白：要盡量保存既脆弱又可貴的生命，防疫人人有責，要重視個人衛生，勤洗手、戴口罩，注意身體健康，以免自己成為醫護人員的負擔。在危難的時刻，市民自發地關顧他人的抗疫情緒，突顯出欣賞的文化及支持醫護人員及各界人士的無私奉獻與努力：各人都在不同崗位發揮作用，凝聚一股全民參與的民間抗疫能量，以積極看待生命的態度去淨化這時期的徬徨與不安。

（三）求真態度：在對付病毒的研究方面，醫學界努力不懈地分析與研究，鍥而不捨的求真態度，正正顯現「賽先生」的特點和中國人遇挫不屈的素質。

「五四運動」代表了一個時代，「非典型肺炎事件」亦肯定將成為我們眾人生命歷史的一頁。今日，我們在非典型肺炎疫潮中紀念「五四運動」，在感念前人「以天下為己任」的承擔勇氣之餘，亦應反思自己的角色，個人在此事件中是否有做好本分，作出適當的回應。

六四事件，也稱「八九民運」（民主運動）、「八九學運」（學生運動）、「六四屠殺」、「六四風波」、「八九民主運動」、「八九學潮」、「天安門屠殺」、「天安門事件」等、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稱之為「六四動亂」，「反革命暴亂」，近些年也改稱為「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在此簡稱為「六四」，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間及其後一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政治事件，以宣佈改革開放為基本國策、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爭論為背景，在大規模的學生、民眾的的遊行和示威運動中開始，但是學生團體和政府之間在交涉中未能達成共識和政治妥協，最後以政府召集軍隊武力鎮壓造成若干（具體數字不詳，存在從幾百到上千的各種說法）市民和學生死傷而告終。一般認為事件的中心是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此外上海等很多城市也在這一期間進行了表達各種政治主張的示威遊行。一般政治評論家認為此次事件導致了自1978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改革步伐的停步甚至倒退。而事件中的眾多爭論時至今日也尚未解決。
五四運動狹義指1919年5月4日發生於中國北京的以青年學生為主和廣大群眾、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階層廣泛參與的一次示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暴力對抗政府等多形式的愛國運動，起因為巴黎和會中，列強肆意踐踏中國主權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即山東問題。

廣義：它和較早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一併成為中國歷史上一次規模龐大影響深遠的政治思想文化運動，對中國近代迄今之政治、社會、文化、思想影響甚鉅。在台灣教科書中，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多併為一談，一般民眾亦皆稱兩者合為「五四運動」，可視為廣義的五四運動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