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留良案?

呂留良案：湖南的曾靜和張熙兩個書生受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呂留良的著作中「華夷之辨」等觀點的影響，到處進行反清活動。後來曾靜和張熙策動當時的川陝總督岳鐘琪謀反，結果被告發。

雍正下令親自審問曾靜等人，不過他認為曾靜等為「迂妄之輩」，決定予以赦免，但卻將死去幾十年的呂留良開棺鞭屍示眾，其許多親族、學生及刻書藏書者也受到牽連。同時，雍正帝將曾靜等人指責他的十大罪狀（謀父、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懷疑、株忠、好諛任佞）一一進行了辯解和駁斥，編為《大義覺迷錄》，並派大員帶領曾靜到各地進行宣講。

清廷的一大劣蹟是大興文字之獄。當時在漢族士子和部分官員中，反清復明的思想頗濃，清廷為維護滿洲貴族的統治地位，乃厲行思想統制，大興文字獄，對任何反滿的思想和言論均加取締、鎮壓。康熙、雍正、乾隆等三朝，見之於記載的文字獄即有七、八十起。如康熙時，莊廷鑨因刊行朱國禎的《明史》，內不書清帝年號而書南明永曆年號，直書清太祖之名為努爾哈赤，關於明、清間的戰爭評曰「長山而銳士飲恨於沙磷，大將還而勁卒銷亡於左」，被人告發後戮屍滅族，受株連者數百人，史稱「莊廷鑨明史獄」；戴名世(1653－1713)所著《南山集》採錄方孝標所紀事，被認為「極多悖逆語」，判「法至寸磔，族皆棄市，未及冠笄者發邊」，此即所謂「南山集案」。雍正時，江西考官查嗣庭出試題曰「維民所止」，被指為「雍正」二字去首而入獄，後戮尸滅族；汪景祺著《西征隨筆》有詩諷上，另撰《功臣不可為論》，替年羹堯鳴不平，結果被殺，家人充奴，是為「汪景祺西征隨筆獄」；另尚有呂留良(1629－1683)、曾靜(1679－1736)一案，呂留良一向反對滿清，其文有云「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嘗不照人？」，其弟子及曾靜等人崇奉其說、廣為傳播，後曾靜被告發下獄，呂留良竟被剖棺戮屍，著作則被焚燬。此外，乾隆時尚有胡中藻(？－1755)、徐述(1703－1763)等人之詩獄，如胡中藻有「一把心腸論濁清」句，徐述詩云「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沈德潛詩云「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均被定為誹謗而遭鎮壓。曾靜本蒙雍正赦免，結果還是被乾隆所殺。至於文人學者著作之遭焚禁者，則比比皆是，不可勝數了。

為了批判呂留良等人，雍正在大興文字獄的同時，將呂留良的著述、曾靜的供詞，與歷次御旨彙集成書，親撰洋洋大文，名曰《大義覺迷錄》。是書頒行於天下，令士人研讀。文中除破口大罵呂留良「惡貫滿盈，人神共憤，天地不容」外，強調「華夷無別」，謂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只要能替天行道、懷保萬民，皆可擁有天下。復云清之得國，並非篡奪，乃得之於闖賊，非得之於明朝；明朝之亡，乃亡之流寇，而非亡之於清朝。《大義覺迷錄》的部分議論雖也不無道理、持之有故，唯雍正忽略了一個根本的問題：一個民族不論如何先進，都不能以「聖德」、「仁政」等為藉口，而侵入其他民族之地區並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更遑論以滿洲之落後竟通過征服來摧殘漢族的先進文明。僅以「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為例，清廷又有何「聖德」之可言，而清室之大興文字獄、迫害呂留良後代及其他士子，更充分暴露其野蠻殘暴之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