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城一問

六四事件，也稱「八九民運」（民主運動）、「八九學運」（學生運動）、「六四屠殺」、「六四風波」、「八九民主運動」、「八九學潮」、「天安門屠殺」、「天安門事件」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稱之為「六四動亂」，「反革命暴亂」，近些年也改稱為「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在此簡稱為「六四」，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間及其後一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政治事件，以宣佈改革開放為基本國策、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爭論為背景，在大規模的學生、民眾的的遊行和示威運動中開始，但是學生團體和政府之間在交涉中未能達成共識和政治妥協，最後以政府召集軍隊武力鎮壓造成若干（具體數字不詳，存在從幾百到上千的各種說法）市民和學生死傷而告終。一般認為事件的中心是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此外上海等很多城市也在這一期間進行了表達各種政治主張的示威遊行。一般政治評論家認為此次事件導致了自1978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改革步伐的停步甚至倒退。而事件中的眾多爭論時至今日也尚未解決。

1976年9月9日，在毛澤東逝世之後，中國開始由自由化知識分子、領導階層的具有改革思想的人士和廣大民間共同進行的「思想解放」運動。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中國人民對其有莫大的憧憬，希望擺脫十年文革的混亂及過去的貧窮。1985年，政府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遣返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場經濟中的許多觀念，發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同時亦在原有計劃經濟理論遭到拋棄的情況下引發了國內民眾的思想混亂。及後各地國營企業關閉，全國約有數百萬工人失業，在當時中國政府受到了極大衝擊。同時亦引發貪污腐敗物價升漲等問題，在民間造成一定的不滿。

一些知名人士的看法
一些國際著名人士也紛紛發表聲明，例如宋美齡發表了聲明；陳香梅、韓素音也予譴責；伊東正義、櫻內義雄集會發表抗議聲明；長期在中國生活的美國著名農學家威廉·欣頓（韓丁），公開發出要求國際社會禁止向中國出口糧食的呼籲。

另外，另一些國際著名人士則為六四事件進行辯護。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在西方國家普遍對中共政府譴責的時候，認為六四事件是為維護國家穩定所必須採取的手段，是鄧小平的晚年最大功勞。新加坡還在六四事件發生後幾個月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而當時大多數國家卻都還在制裁中國。臺灣學者李敖曾在其節目與著作中，將中國的六四事件比作美國六十多年前的歷史上「酬恤金進軍事件」，以表示中共對六四事件的處理方法乃是無獨有偶的。


對中國大陸的影響
六四事件是中國政治發展的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的幾年，中國的政治日益開放。但是，在六四之後，鄧小平於當年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由江澤民接任。江澤民執政後，強調「精神文明建設」，思想教育思想控制開始加強，言論空間緊縮，八十年代中期的開明氣氛開始逐漸倒退。黨內保守派對鄧的改革政策公開提出挑戰，被退休在家的鄧小平動用了軍隊勢力制止。鄧小平南巡講話促使江澤民和李鵬繼續執行開放改革政策，此後中共加大了經濟開放的力度，加強了反腐倡廉的力度，放寬了諸多經濟政策，客觀實質上改善了相當部分人的生活水準。隨著經濟實力的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也日益增強。

六四事件對中國長期的影響則也許需要再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才可能有定論。在國際上，中國政府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的負面形象長期揮之不去，影響中國的外交運作；在國內，和六四事件相關的話題不時被提起，尤其是在領導人更替的時期。中國政府對六四事件的結論雖然基本上從未改變，但一直有一部分人希望有一天會「翻案」。在六四事件之後，中國有一些人對政治從此徹底失望而不管政治，也有一些人開始思考之前很少思考的自由、民主、憲政等政治問題。一些長期的共產黨人和共產黨的支持者在六四後成為共產黨的反對者。
一些學生領袖的反思
曾經參與過六四事件的許多學生領袖們也進行了許多反思，一些人意識到學生們也應對事件負有部分責任。有觀點認為，少數激進學生深受革命理想的影響，以為流血會喚醒民眾，不知退讓和妥協，而學生們的絕食行為在當時的要求是：推翻四二六社論的「動亂」定性，承認學生自治組織，承認學生運動為愛國民主運動以及不對學生「秋後算賬」等。這些在當時又是政府不願做到的。而學生們在政府關閉對話渠道並實施戒嚴以後繼續堅守廣場，則是不智的；其他的訴求則太過空泛，例如反腐敗、民主等，這些要求都不是在短期內都可以立即實現的。而且，學生中的激進的言論與行為已經實質上的與當時的專制體系發生了衝突。有人認為：最重要的是，對於以武裝革命取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而言，這種大規模的民眾抗議運動是不可容忍的。

出動全副武裝的軍隊使用真子彈來鎮壓和平示威抗議民眾的做法是遭到普遍譴責的，一些中國政府官員以及一些力圖為政府開脫的人士後來的解釋是：由於當時中國尚沒有正式的防暴警察部隊，對鄧小平而言，非軍隊不足以壓服黨內分歧，鎮壓黨內外反對勢力，收拾局面，穩定政局。有觀點認為：鄧小平無疑是個出色的統治者，他並不願意在趙紫陽提出的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拖延解決問題，他不能容忍趙在過去幾個月中任由矛盾發展和繼續激化下去。李鵬政府面對中共執政以來首次如此大規模自主自發的學生運動沒有經驗，反應不力，也沒有解決矛盾，也是原因之一。那時的中國政府既缺少相關經驗，也沒有相關法律法規，甚至都沒有防暴警察隊伍。中國政府當時的手段只有派人做思想工作，但當思想工作沒有辦法解決問題時，便控制不了局勢了。
[編輯] 部分中國官方學者的分析
他們認為：這是受外國勢力利用的盲從；中國的學生和民眾，對於當時正處於改革初期的社會的腐敗等現象不滿而宣洩情緒；中國的一部份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則想利用學生運動推翻現政府從而掌權；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則希望能夠建立一個順從於西方社會的政府，從而打開中國市場的大門，進行資本的經濟殖民。


[編輯] 國內民眾、政治異見人士及海外人士的看法及反應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八九民運的定性以及各種問題的爭議仍然沒有停止。中國民眾的觀點也不統一，支持鎮壓與反對的人都不是少數，但更多的人選擇對此保持沉默。

在蘇聯解體之後，一部分中國民眾接受一觀點，即如果當初沒有平定動亂，中國也許先蘇聯一步走向政治變革。有人認為，六四是歷史上中國第一次可能走上民主道路的契機。很多人沒有想到中國共產黨會動用國家正規軍對付平民。

有的八九一代（即見證八九事件的市民和七十年代前後出生的學生）這樣評定六四：事件最初為學生運動，絕食至戒嚴後發展成為全民愛國民主運動（海外一般將其稱作八九民運）。他們認為的這次愛國民主運動，是中國人民對專制暴政而進行的抗爭。運動雖然在中國失敗，但其引發了中國人民對民主與憲政的追求。更多的人對各種消息、傳聞持謹慎態度，因為各種不連續的所謂事實很難相互分辨。他們雖然對中共的腐敗等問題感到不滿，但認為學生不應該反應過激。

相當多的自由學者與異見人士公開表達紀念和平反六四的觀點，要求實現和解促進民主與憲政。不斷地有人突破限制，通過各種渠道（如體制內的對話、海外媒體、網路特別是BBS與網誌）發出這種聲音，但他們的言論或人身受到嚴厲的控制。最早披露SARS爆發的蔣彥永因為在2004年上書中國人大要求為六四正名，從而被軟禁後加以監視。

一些人認為：由於事涉當時中共領導鄧小平決策是否正當、趙紫陽被罷黜總書記、江澤民接任等問題，且擔心會由平反引發的不可控的清算會危及中共執政地位，中國政府試圖有意否認六四殺人的存在，並掩蓋與壓制任何關於六四的話題與活動，中國政府希望人民忘記曾經發生過這一事件。


六四事件也是中國大學風氣轉變的一個分水嶺。在這之前，大學生們不僅在學業上努力，許多人還以天下興亡為己任，關心民間疾苦和國家前途，卻因此也容易產生不成熟的政治衝動。六四事件後，大多數高校都搞人人過關，強迫學生寫檢查，不寫不予畢業。大學生們痛切意識到關心政治的危險，注意力更多地轉向個人前途和社會生存，許多人抱著出國至上的態度，在英語和電腦能力的提高上花費了過度的精力。此外，1989年的高考競爭也因為許多著名的高校大幅度縮減招生規模而變得異常激烈。減少招生據說是因為中央政府有意削弱大學生的規模。然而這種趨勢立刻因為整個社會對受教育人士需求的增大而消失。

然而，事件在大陸也不是完全沒有影響的。一般人可能只知道有這麼一件事，但具體程況卻不清楚。亦有些時候，一些涉及當時的一些文學創作，亦只是以「一場政治風波」來概括了事。

香港的親北京政黨“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簡稱民建聯）主席馬力15日與記者茶聚時表示，香港回歸後的國民教育辦得不成功，並主動以“六四”為例，否認當時北京屠城的說法。

他說，屠城應該是刻意殺人，“我從來沒說六四沒有死人，只是認為這不是屠城。如果是屠城，柴玲怎能在六四淩晨平安離開？她是有心挑起暴動的，呢條友（這個人）第一個便被殺了！侯德健、封從德等人怎能慢慢離開？如果是屠城，4000名學生全都死光了！”言下之意，難道把人殺光，不留活口，才能稱之為屠城嗎？

“屠城”，應指破城之後，大量殘殺城內的敵軍和平民，而非殺光殺盡，屠城只是形容詞。據《說文解字》：“屠，刳也。”《廣韻》則載明，“屠，殺也裂也”，意指殺戮，是剖殺動物的手段。《三國志．陶謙傳》說：“初平四年，太祖征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水為之不流。”三國時代，曹操攻打陶謙，攻破彭城之後，陶謙敗走，被殺的陶軍數以萬計，屍體堆在泗水，連河水也流不動。

顯然，屠城是指死人很多，但不一定死光殆盡，否則，史書上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就非屠城了，只需“一屠”已死光人了，何來“二屠”、“三屠”呢？因此，“六四”屠城，是形容當時北京城死了好多人，當中有手無寸鐵的學生、平民百姓，住在樓上而被流彈打死的居民和高幹樓裏的高幹，當然還有參與鎮壓行動的解放軍和武警了。

死了多少人呢？人言人殊：官方公開說有二十三人死亡，但廣場上沒死人；外國通訊社則說，死傷逾萬；也有目擊者說死亡人數超過一千；“天安門母親”的丁子霖教授，明查暗訪之下，至今找到一百八十六名死難者的資料，包括姓名、年齡、籍貫、死亡日期和地點等。那麼，死多少人才符合“屠城”的標準呢？馬力先生的標準，跟我的肯定不一樣，對我來說，即使是丁子霖教授的死難者名單，已是近代中國最血腥的鎮壓平民事件了。

屠城的第二個標準是兇殘程度。馬力先生質疑當時解放軍用坦克輾死人的說法，他說：“指著一堆東西就說（學生）被坦克車輾過，那不如找一隻豬，用坦克車輾過，看看是否會變成肉餅？”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文匯報》說，“裝甲車無情碾來，成百上千的青年學生倒在血泊之中”。若馬力先生認為這份親共報章的報道不可信，大可到圖書館，翻閱一下當日香港各大報章的報道，也可以與其他左派友人討論，他們當中有很多人當日是支聯會常委，或親眼目睹，或透過電視見證坦克車在天安門廣場附近橫衝直撞的場景。或許，有人認為，這種手段不算兇殘，還夠不著稱為“屠城”，但對我來說，用不著看著坦克撞倒人後、地面出現一堆不知名的“東西”，我也認為這是太兇殘了，坦克無論如何是不該在那個地方撞倒人的。

當然，馬力先生以理性態度質疑“六四”的種種傳聞，是很好的科學精神。事實上，“六四”還有很多不解之謎，例如，為甚麼當局會派出幾十萬正規軍鎮壓學生？誰下令開槍？決策過程如何？符合憲法和法律程序嗎？死了多少人？他們是怎樣死的？除了學生和兩位“幕後黑手”陳子明、王軍濤，中共領導層有沒有人要負上刑責呢……。

解開謎底，讓十八年前無辜死難者的家屬，知道他們的家人如何殉身，正是負責任的共和國政府應有之道，也是共和國政府和它的人民徹底和解的第一步。因此，馬力先生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又是香港左派陣營第一大政黨“民建聯”的主席，影響力非同小可，實應挺身而出，推動調查“六四”真相的運動，要求北京當局開放檔案，容許民間學者研究，甚至可以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提出議案，要求全國人大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並委任國際上有名望的獨立人士作為委員會成員。馬力先生在公在私都應替我們解開“六四”的謎團：在公，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不辜負人大代表的神聖身份；在私，也可滿足求知欲，證明“那堆東西”並非人的屍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