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要對文革負全責? 最佳解答 = 20分

文化大革命
　

發動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什麼時候開始?有兩種說法,一是1965年11月, 另一個是1966年5月. 1965年11月,毛澤東秘密透過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一篇措辭尖銳的文章,批判吳晤的<海瑞罷官>.發表這 文章時正好是楊尚昆失去擔任了十六年的中共中央辦公廳 主任職務,表面上的理由是私裝竊聽器,其實就像尼克森的 水門事件一樣,不過毛澤東選擇先發制人,可能因為楊尚昆

和實際領導他工作的劉少奇早已形成過分的親密關係,所以 在楊尚昆垮台之後不到一個月,毛澤東為了部署文化大革命 必須爭取元帥林彪死心塌地的擁護,於是又根據林彪的檢舉 解除了軍委秘書長羅瑞卿的職務,並要他自我反省,而之前 被批評的吳晤的上司彭真和陸定一兩人萬萬想不到,不到半 年他們也步上楊罹的後塵,成為整肅的對象,並且被打成彭羅 陸楊反黨的成員,變成楊羅兩人的共犯.為什麼會這樣?因為 彭陸和林彪木火不容,彭真曾是東北局書記,和林彪無法合作 而陸定一夫人秘密檢舉林彪夫人葉群好幾次,葉群發現後,非炳痛恨,林彪也一樣,兩人認為陸定一在背後煽動.毛澤東這樣做是正中林彪下懷. 毛澤東跟著在1966年5月的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中通過所 謂<五一六通知>宣佈撤消以彭陸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而另在政治局和書記處之上成立一個全新的文化革命小組 直接受政治局常委指揮,負責領導對<反動學術權威>和在 文化領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批鬥.兩個星期不 到,全新的中共中央文革小組宣告成立,陳伯達任小組長,江 清和張春橋任小組長.三天後,陳伯達率領工作組進駐人民 日報社奪權,隨即發表社論,號召人民<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確保無產階級專政,並全力推行文化大革命.受到政治空氣 變化的鼓舞,北大哲學系講師聶元梓等七人在5月25日貼出 他們批評校黨委書記的大字報.北大本是五四學生運動的發源地,在陳伯達的聲援下,所謂的群眾立即寫信或致電聲援,北京各學校,機關和工礦單位的群眾更是大批湧入北大校園,向聶元梓本人致敬.校園中到處都是大字報和擴音器,誓言不顧學校黨書記的鎮壓,一定要聽毛主席的話,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在北大<造反派>的登高一呼之下,北京各大中學校迅速出現大量批評學校黨委的大字報,大膽的學生和教職員並開始揪鬥黨委書記,使學校陷入無人管理的狀態,而不得不宣佈停課.像任何群眾運動一樣,群眾一旦認為造反有理,自然採取過火行為,更何況有人煽風點火.

　　　面對這樣的局面,劉少奇只好匆匆組織了二十幾個工作組

於6月派往北大等院校的校園去恢復秩序.他們不允許學生 四處串連,交換訊息,同時開始調查學生,培養自己的[群眾],打壓和批鬥不聽話者,結果有一萬名[造反]的學生被打為右 派,數千名[造反]的教師被打為反革命. 對於此事的發展,毛澤東極為不滿.他認為群眾運動尚在[放]的階段,豈能進行[收]的工作?於是在8月初,召開八大十一中 全會,逼劉少奇在會上自我檢討.而且發表了一張大字報,公 開支持北大哲學系聶元梓造北大黨委和北京市的反,宣告他贊成北大學生揪鬥牛鬼蛇神.之外校院中的[造反]團體,遂通過毛澤東所謂四大自由(大嗚,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而為所欲為,甚而超過限制,以暴力對付曾經[鎮壓]過他們的工作組和學校黨委.受到各種政治因素鼓勵下,北京的中學在1966年5月便開始出現了一個叫[紅衛兵]的秘密組織,極可能是<五一六通知>發佈後的自發性產物.最初以學校為單位,成員嚴格限於紅五類(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和革命烈士)的學生,尤其是以高幹子弟為主.他們是狂熱的毛澤東思想信徒,並無一中心領袖.這第一代[紅衛兵]曾經要求與工作組一起參加審查工作,但受到壓制,所以對工作組心懷不滿.隨著毛澤東反對工作組的態度逐漸公開;這些持有不滿態度的學生組織受到鼓勵,而日益活躍;全國各地大中學的學生也開始仿傚,成立他們自己的紅衛兵組織.8月1日,毛澤東發表一封公開信,熱烈支持紅衛兵,江青和林彪等激進派隨後又從中煽動,策劃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前來北京朝聖.他們在天安門廣場雲集,總人數高達1,100餘萬之多,毛澤東分八次先後接見.紅衛兵熱淚盈眶注視毛澤東,揮舞著毛澤東語錄,接受毛澤東檢閱;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被推到了巔峰.
　　經過毛澤東的思想訓練後,那有一個紅衛兵和造反派不知道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溫良恭儉讓]?毛澤東除了[苦口婆心]外,豈會採取實際行動制止過火現象?他按照延安整風的模式,把抓人審查批鬥的權力下放到各單位,因此各單位都可以臨時設置扣押間和禁閉室,叫[牛棚].各單位都可以逮捕和拘禁有反革命嫌疑的人,將其交付專案小組管理.受逮捕者天天除了例行審訊,調查和批鬥之外,還要學習<毛澤東選集>以及其他重要文件;學習之後,更必須寫思想匯報和交代.精神折磨不足,更要體力虐待,清掃廁所,搬移重物.這樣的日子,也是像延安整風審幹一樣,無休無止.那時候受不了侮辱和折磨,憤而尋短見者成千上萬,難以數計.

　　儘管毛澤東強調在他的思想領導下大聯合,群眾組織,尤其 是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團體之間,派系糾紛依然不斷.環繞毛澤東四周的各實力派領袖(江青,林彪,周恩來),也不斷利用毛澤東指示的含混性,彼此角力,甚至利用支持親近自己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組織明爭暗鬥.

[編輯] 大躍進
主條目：大躍進
1957年，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1958年，毛澤東提出要加快社會主義建設速度，在農村成立人民公社，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基層組織。「大躍進」的口號被提出，曾要求用10年時間趕超英國等西方工業化國家（後來甚至被變本加厲地改成更不切實際的7年、3年）。全國掀起全民大煉鋼運動，農業產量也要翻一番。大躍進最後卻是徹底的失敗。工業陷入癱瘓，除了鋼鐵之外其他工業產量都大幅度下降，九千萬農民被召入煉鋼廠，導致農業發展滯後，再加上全國各地虛報產量（浮誇風盛行），而且煉出的都是廢鐵，令剛有起色的經濟陷入混亂。


[編輯] 四清運動和毛、劉歧見
1959年7月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在廬山召開。廬山會議原本是要整頓在1958年大躍進中出現的極「左」錯誤，但是在會議後期出現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懷元帥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批評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並提出改革的建議。彭德懷的批評意見與一年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的意見十分相近，而當時中蘇關係已經破裂。毛澤東收到信後分發各小組討論，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贊同。7月23日，一直沒有明確表示意見的毛澤東經權衡開始批評彭德懷的意見，認為是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黨進攻。廬山會議至此峰迴路轉，開始批判所謂的「彭德懷反黨集團」和右傾。會議結束後，彭德懷被軟禁，宣佈彭黃張周為「反黨集團」，一批同情彭的意見的幹部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1959年開始，中國進入了當時被官方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文革結束後被稱為「三年經濟困難」的時期，糧食產量嚴重下滑，全國大部分地區陷入饑荒之中。官方表示很多人「非正常死亡」，非官方的分析意見認為有很多人死於饑荒。中國經濟遭遇嚴重困難。毛澤東在經濟領域退居決策二線，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與黨總書記鄧小平在內的一些決策者改變了大躍進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復大躍進以前的體制，解散公社，搞三自一包。

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提出總結經驗教訓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作了自我批評，承認中央犯了主觀主義和脫離群眾的錯誤。但正是在此次會上，出現了政治上繼續支持毛澤東與要求進一步追究領導失誤責任的兩種不同聲音。

1962年8月，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重申階級鬥爭是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重點討論開展社會主義教育的問題。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指出：「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只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會後全國範圍內逐漸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內容包括在城市開展的三反五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1]等等的增產節約運動和農村開展的「清帳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物」，後來統稱為四清運動。

四清運動一開始主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鬥爭對象是城市和農村的腐敗分子，後來隨著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向農村派工作隊，工作隊幹部代替基層組織，開始了由工作隊幹部領導大兵團運動，鬥爭對象轉向「地富反右壞」，鬥爭中逐漸出現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四清運動逐漸從教育性質轉向階級鬥爭。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毛澤東批評有那麼多的地方將壞分子劃成20%（包括地主富農、新生反革命、和平演變的）。毛強調運動重點是「整當權派」。劉少奇則認為，運動重點是整下面，整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整社會上對體制不滿的敵對力量。會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公開化。

在周恩來的協調下，劉少奇作了檢討。1965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文件接受了毛澤東對政治形勢的基本估計，強調運動的根本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並特別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治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編輯] 編年

[編輯] 1966年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文化大革命」一語首次出現於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開始。

「十六條」里說這次運動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並做出了「『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等規定。

8月12日，會議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等11人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為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林彪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出現。而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

8月18日，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此後毛澤東又陸陸續續會見了超過1100萬紅衛兵。從此全國便進入混亂狀態。紅衛兵四處串聯並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標語，又開會演說辯論，更有衝擊寺院、廟宇、教堂，大肆砸毀文物，破壞古跡，焚燒書籍、字畫，後來又開始抄家、攻擊老權威、知識分子。一批守舊的老學者、知識份子被毆打、虐待，並受到人格上的侮辱。

這一期間受到波及的人不計其數。和尚、修女、教士被公開批鬥，學生當眾毆打、侮辱教師，還有教師遭到以糞淋頭等極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為有親戚在國外，被紅衛兵以有「海外關係」等罪名批鬥抄家。紅衛兵抄家，把傢具全都搬走，翻遍地土，破開牆壁，到處搜掠，查看有否私藏物品，房屋被搶奪一空，跡同強盜[來源請求]。

幾乎所有反對文革的學者都受到殘酷對待。原《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著名翻譯家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以及作家老舍都因不堪屈辱而自殺。鬥爭中甚至有人陳屍街頭。原先國家的幾位重要領導人也被批鬥，劉少奇、鄧小平被撤職下放（劉少奇最終在監禁中死去）。彭德懷、賀龍等則被迫害致死（病死）。除此之外，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人還包括了桌球運動員容國團、電影演員上官雲珠、北京大學副校長翦伯贊（在軟禁的家中自殺）、國歌的作詞者田漢、作家趙樹理、民盟副主席章伯鈞等人，而不知名的死者更是不計其數（不確切的統計是40萬，四人幫被捕後也有相當多的人自殺[來源請求]）。

針對出現的打死人的事件，毛澤東寫了一個《關於發生打人事件的指示》，根據北京新巿委第一書記李雪峰的傳達，指示內容是：「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8月22日，毛澤東厭惡當權派利用國家機器大肆逮捕學生，發佈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規定警察不得干涉、鎮壓「學生革命運動」。在這段後來被稱為「紅色恐怖」的時間內，據官方統計光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而全國自殺人數達到20萬人。至於整個文革期間死亡的人數可能超過200萬到700萬人，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這個數字需要確切的統計資料證實。[1]

除了批鬥「反動學術權威」外，全國紅衛兵還進行了大串聯。9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凡外地師生來京觀摩文革運動者，交通費與生活費由中央財政補助，這個通知使之前就已經開始的大串聯達到高潮。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10月9日，林彪再度指劉少奇、鄧小平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隨後彭德懷被押送回北京受批鬥。


[編輯] 1967年
1967年1月3日，江青、林彪等人策劃了「一月風暴」，陳丕顯、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領導被批鬥，王洪文等人奪取了上海的黨政大權。在北京，劉少奇、鄧小平再度被「聲討」，而陳伯達、康生則開始對準第四號人物陶鑄，一場全國的奪權行動開始。1月8日，毛澤東對此表示贊譽，《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給上海的「賀電」。全國多個省區市領導人被揪出來，中央和全國各地的政府機關陷入癱瘓。

2月，陳毅、葉劍英、譚震林等人對當前混亂的局勢感到不滿，發表反對造反運動的強硬談話。江青指責其為「二月逆流」，此後政治局就停止工作，中央文革小組實際已經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該年5月，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批判已經完全公開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風潮已經蔓延至南面受英國統治的香港，這種風潮直至同年12月才告結束。（參閱六七暴動）

與此同時，各個紅衛兵組織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嚴重。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發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聯活動。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開批鬥劉少奇。7月20日，武漢發生七二○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運動」，乘機指責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搞兵變」。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支持左派，有些紅衛兵開始搶軍隊的權。此後，全國衝擊軍隊、搶掠武器、槍支的事件不斷發生，武鬥已經升級，其中尤其以陝西、廣西、四川等地的情況最為嚴重[來源請求]。這種武鬥一直持續到1968年8月份才漸漸平息下來。

民智未開
制度未全

潤之只是一名普通的圖書館管理員
無數權力鬥爭造就了一名超級皇帝
歷史不是緊靠一兩個人就可以改寫
一切要由根本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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