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反省

影響
文化大革命影響了當時所有的中國人。文革頻繁的政治運動令經濟活動近乎停頓，同時也消耗了不少的資源。例如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大串聯，全國鐵路系統就承受了極大壓力，總共運載了1100萬人次，而這也是後來大串聯停止的主要原因之一。武鬥時期被破壞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跡則更是不計其數。

四十年前的今天，中國發起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要說活於海外的中國人無法了解，就是當時參與其中的「革命小將」也不知道來龍去脈。他們只是非常簡單地、忠誠地信仰毛澤東，在毛澤東發出號召的時候即義無反顧。

純真、熱情轉為殘酷與瘋狂，這是革命的浪漫主義與英雄主義，也是理性的隱沒與仁愛的消亡。文化大革命歷時十年，無數黨內精英與政府領袖，包括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被打成反革命，然後凌辱至死；至於被下放、被批鬥、被抄家、被清算的就更不計其數了。據中共元老葉劍英在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估計：文化大革命約死了二千萬人，批鬥了一億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財產。

究竟為甚麼會發生一個這樣荒謬的悲劇？人們至今還不清楚。中共中央已承認這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但中國當時已建國二十六年，國家已有體制，為甚麼還要「革命」呢？革命被冠以「文化」兩字，有甚麼玄機呢？

據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一九六六年六月）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肅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不是文化問題，而是奪權，文化只是扣政敵以罪名的帽子。難怪數十年後的今天，大家痛定思痛，都認為政治要改良，政治人物的進退，應有客觀根據，也就是要有公開、透明、清楚、嚴格的制度，不能由領袖一己的愛惡喜怒來決定。研究中國歷史的人，更循此以反思中國文化，把原因上提到中國文化的人治、獨裁、專制、不重視人權，是文化落後的象徵，因此應從速批判中國文化，學習西方的民主。
平心而論，這樣的批評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尚未觸及中國文化的核心。把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理解為人和制度的問題是非常消極的觀察。試想當時毛已退居二線，卻能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他憑藉甚麼？不是軍隊、不是彈藥、不是金錢、不是政府組織，他幾乎毫無資源，唯一能使用的，是他的威信，累積並宣傳了三十年的威信。他已經成為一個神話人物，所以纔能發出巨大的力量。而歷史的背景是：中國受西方列強欺侮已近一百年，孫中山和國民黨雖然推翻滿清有功，但不能使中國強大，毛澤東是在國民黨的失敗上展現他的歷史魅力的人物，所以纔能帶動一切有理想、有熱情的青年。文化大革命中英勇赴死的都是青年學生，武鬥雙方臨終時都高喊「保衛毛主席」的口號，這也許荒謬，但卻有著深厚的歷史原因。不了解近百年的中國歷史，就不能了解毛澤東的威信。

可惜，毛澤東對中國文化未深，他雖然掌握了歷史的脈膊，建立殊勳，但卻同時把功勞放在自己身上，進一步更要超越「秦皇漢武」，「唐宗高祖」，向無數的歷史人物挑戰。就像尼采的超人，打倒一切價值，還要宣判上帝死亡，豪情萬丈，但結果還是戰勝不了歷史。這不是因為他還有肉身的限制，人終歸一死；而是因為他的虛妄，不知生命價值根源。人的豪氣，可以日擲萬金；戰場上的統帥，可以犧牲百萬兵員，但究竟要換取甚麼？一時意氣，還是內心著魔？權、位、名、利，在歷史之前，不是過眼雲煙嗎？

由此我們可以引出現實價值和歷史價值的對比。中國文化就是深知現實價值之害，所以纔高豎歷史價值的大旗。孔子晚年著《春秋》，寄大義於微言，而使亂臣賊子懼。這是一種歷史意識，也是一種價值意識：人該向歷史文化，至少要為子孫積福，不可禍延後世。人不可自私，只知攫取於己身有利的價值。不過，如此高弘正大的思想如何讓追逐現實利益的人明白並接受？以化解他內心的魔？則是一大難題。中國文化深知其難，所以無數先賢，都主張先在內心的教育上下工夫。唯有性情的開發，纔能使人看到光明。

歷史已矣，也許悲劇愈大，代價愈重，愈能震動人內心之性情。沒有人喜歡要付出這樣大的代價，但既然已經付出，就要反省。不但要在事上反省，在體制上反省，更要文化上反省，人的生命上反省。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創傷，是在當時的革命豪情之下，橫掃一切價值，死亡的不只是二千萬人的生命，而是把中國三千年教人如何做人，如何成長自己的文化連根拔起，而魔性盡出。今日中國人的虛無可說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唯利是圖，再無高遠的理想，亦無國族的承擔。有人說中國人善忘，但總不能連我們的歷史也忘記。否則即使我們進行經濟改革，改善生活有何用？文化已死，精神上將為奴：先為物奴，再為異族文化之奴。誠可哀痛！所以若要紀念文革，防悲劇再起，必須重植中國人的靈魂，向歷史請教。深入文化，纔知道生命立足於何處？歷史是我們民族的見證，深入其中，纔知道個人不足道。誰也不能戰勝歷史。

[[編輯] 名勝古蹟被破壞
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屬建築遭嚴重破壞，除陵墓外，全部夷為平地。[2]
倉頡廟多處石碑被毀。[3]
西藏大昭寺主奉釋迦牟尼八歲等身像被搗毀面目。[4]
孔子墓被鏟平挖掘，「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大碑被毀。廟碑被毀，孔廟的泥胎塑像被毀。[5]
頤和園佛香閣、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毀。[6][7]
王陽明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築（包括王陽明塑像）全被毀平。[8]
新任太原市委書記下令砸毀廟宇。隨即全市190處廟宇古跡除十幾處被保留外悉數被毀。山西省博物館館長聞訊趕到芳林寺，只撿回一包泥塑人頭。[9]
醫聖張仲景的塑像被搗毀，墓亭、石碑被砸爛，「張仲景紀念館」的展覽品也被洗劫一空。「醫聖祠」已不復存在。
河南南陽諸葛亮的「諸葛草廬」（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龍』、『漢昭烈皇帝三顧處』、『文韜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間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羅漢全部搗毀，殿宇飾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龍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燒。
書聖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幾乎全部平毀，祗剩下右軍祠前幾株千年古柏。
文成公主當年親自主持塑造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塑像（安放覺拉寺）被搗毀。
合肥人代代保護、年年祭掃的「包青天」墓，也毀於一旦（參看包拯條目）。
河南盪陰縣中學生將岳飛等人的塑像、銅像，秦檜等「五奸黨」的鐵跪像，連同歷代傳下的碑刻「橫掃」殆盡。
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廟，連岳飛的墳也刨了個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揚灰。
阿拉騰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園被砸了個稀爛。
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馬被炸藥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乾二凈。
海南島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墳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遺骨被挖出遊街示眾。
湖北江陵名相張居正的墓被紅衛兵砸毀、焚骨。
北京城內的袁崇煥墳被夷成平地。
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騰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掃了個一乾二凈，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為榮的何騰蛟墓給挖了。
吳承恩的故居在江蘇淮安縣河下鎮打銅巷。他的故居不大，三進院落，南為客廳，中為書齋，北為臥室。幾百年來曾有無數景仰者來此憑吊此故居和墓地。文革時《西遊記》成「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里的「封」，吳氏故居也「被毀為一片廢墟」。
紅衛兵掘開《聊齋誌異》作者蒲松齡的墳，屍體被搗毀；墓里除手中一管旱煙筒、頭下一迭書外，衹有四枚私章。他們對蒲氏私章不屑一顧，棄之於野。
建於1959年的吳敬梓紀念館在文革中被鏟平。
山東冠縣中學紅衛兵在老師帶領下，砸開千古義丐武訓的墓，掘出其遺骨，抬去游街，當眾批判後焚燒成灰。
張之洞墳刨開。張是個清官，墓里沒一點珍寶，紅衛兵將張氏夫婦尚未腐爛的屍體吊在樹上。後人不敢收屍，任屍體吊在樹上月余，至被狗吃掉。
北京郊區的恩濟庄埋有同治、光緒兩朝的宮廷大總管李蓮英的墓，鑿開的墓穴里，衹有頭骨，不見屍骸，衣袍內滿是珠寶，後不知所蹤。
河南安陽縣明趙簡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毀。
黑龍江黑河縣有座「將軍墳」，「因為屬於「帝王將相」，也遭到嚴重的破壞。
宋代詩人林和靖（967年或968年─1028年）的墓也在被毀之列。
清末章太炎、徐錫麟、秋瑾，乃至「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中的楊乃武的墓，都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聲中作犧牲。
一位年輕的中學老師領著一幫初中生以「讓保皇派頭子出來示眾」為由，刨開康有為墓，將其遺骨拴上繩子拖著游街示眾。革命小將們一邊拖著骨頭游街一邊還鞭撻那骨頭，好象相信康氏靈魂附著在骨頭上似的。游街後康氏的頭顱被貼上了標簽，上寫道：「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康有為的狗頭」，送進「青島市造反有理展覽會」。
浙江奉化縣溪口鎮蔣氏舊居，中華民國前總統蔣介石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學生領導的寧波中學生掘幵，其遺骸和墓碑都被丟進了樹林。
南漳縣為抗日名將張自忠建造的張公祠、張氏衣冠冢和三個紀念亭均被破壞。
楊虎城將軍，雖被國民黨處決，仍是紅衛兵眼中的「國民黨反動派」，墓及墓碑都砸毀。
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畫，曾被俄、英、德等貪焚商人盜割，賣到西方。但那運到國外的壁畫畢竟被博物館珍藏，並未毀掉。而中國人自己幹的『破四舊』卻重在一個『破』字：將剩下的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將壁畫用黃泥水塗抹得一塌糊塗，存心讓那些壁畫成為廢物。
山西運城博物館原是關帝廟。因運城是關羽的出生地，歷代修葺保養得特別完好。門前那對高達六米的石獅子可能是全國最大的。文革後獅子被砸得肢體斷裂，面目全非﹔母獅身上的五衹幼獅都砸成了碎石塊。
安徽霍邸縣文廟，雕梁畫棟、飛檐翹角，龍、虎、獅、象、鰲等粉彩浮雕皆為精美的工藝美術品。『房飾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統被砸毀。』文革後省、縣撥款數萬修葺，『尚未完全複原。』山東萊陽文廟，『大成殿雕梁畫棟、飛檐鬥拱，氣勢雄偉…文革期間大成殿被拆除。』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的吉林市文廟，『破四舊』中嚴重受損，荒廢多年，文革後歷時五年方修復。
唐代高僧褒禪結蘆安徽含山縣花山，死後弟子改山名為褒禪山。宋王安石游覽此山，作《游褒禪山記》後，褒禪山遂名揚四海。因是『四舊』，褒禪山大小二塔被炸毀。
全國最大的道教聖地老子講經台及周圍近百座道館被毀。
宋代大文豪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經另一宋代大家蘇東坡手書，刻石立碑於安徽滁縣琅山腳當初歐陽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將不僅將碑砸倒，還認真地將碑上的蘇氏字跡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內珍藏的歷代名家字畫更被搜劫一空，從此無人知其下落。

[編輯] 文物古董被破壞
北京名學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燒光。文革後，梁漱溟回憶抄家時紅衛兵的舉動時說：「他們撲字畫、砸石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里付諸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
南京著名的書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畫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毀之一炬，他被趕回安徽老家。當時在上海居住的畫家林風眠家被抄家、畫被焚燒，又在風聲鶴唳中自己將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馬桶、沉入糞池。
中央文史館副館長、84歲的杭州名學者馬一浮的家被搜羅一空。抄家者席捲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他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滿天下的84歲上海書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擔心「反動書畫」累及家人，老淚縱橫地將畢生積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腳盆里泡成紙漿，再捏成紙團，放進菜籃，讓兒子在夜深入靜時拿出家門，倒進蘇州河。
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里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麼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燒了。
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祗落得「四舊」二字，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
遙遠的新疆首府烏魯木齊新華書店存書，通通被燒成灰。
湖南江永縣「女書」為僅有婦女懂得的一種文字。雖流傳近千年，因不入男子的社會，流傳並不廣，許多用女書寫成的詩歌被婦女珍藏，代代相藏，從未與世人見面。江永縣地雖偏僻，「破四舊」卻逃不脫，許多本應成為社會學、文字學乃至民族學研究資料的女書手稿被焚毀。
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書畫家大部分出在那裡，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別多。僅寧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八十噸，皆因燒書污染空氣，送到造紙廠打成紙漿才是好辦法。
紅學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澤東批判後，便是欽定「資產階級反動學者」。抄家者用骯臟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幾世積存的藏書，一把火燒了俞氏收藏的有關《紅樓夢》研究資料。
當時，中國特有的刻瓷藝術家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來曾規定朱的作品是國寶，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紅衛兵將他的作品摔個稀爛。不久朱凄慘地死去，國寶亦不復現。
蘇州桃花塢木刻年畫社的畫家凌虛，五十年代曾手繪一幅長達五十尺的《魚樂畫冊》，由中國政府取去作為國寶贈送印尼總統蘇加諾。他花了數十年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張古版畫，當時亦被燒個一乾二凈。
中國畫院副院長陳半丁年逾90，批鬥之餘，作品被焚毀。
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抄後，堆在當街焚燒。幸虧一位過路人以「工人」的名義鎮住革命小將，打電話給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燒了五個多小時，焚毀的字畫、器皿不計其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