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佳答案
舒乙说起自己感兴趣的事,总是绘声绘色,表情和语调都很生动。过去他担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时,曾有媒体以“参观现代文学馆,听舒乙讲故事”为标题,可见他的口才的感召力。听众在他如数家珍地讲述文学馆的故事时,也可以感受到他的那分投入,那分痴迷,有这样的投入和痴迷,怎么会不感染人打动人?
自从去年7月他从文学馆退下来以后,不久他就出了一本新散文集《大爱无边》,这是他的第十五本书,这些书都是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的。和以往的书主要写父亲老舍和现代文学馆不同,这本书更多地写到母亲胡絜青,写出母爱的感人至深。他的文笔简洁灵动,和他的口才一样富于感染力。
由理转文
虽然父亲是作家,母亲是画家,舒乙自己却是学理工出身。五十年代国家急需建设人才,老舍先生的4个孩子报考的都是理工科,老舍先生在一篇《可喜的寂寞》文中写到孩子们星期天带同学们回家,谈话中有很多技术术语,老舍先生静静地在一边听,因为不懂,也插不上嘴,老舍先生称这是可喜的寂寞。
舒乙因高考时成绩较好,被国家派到苏联列宁格勒林业大学学习林业化学,掌握从木料中生产酒精的技术,回国后这一项目被国家列为战略储备项目,舒乙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在这方面钻研了25年。1978年后这一项目下马了,正在这时巴金先生提出建现代文学馆,舒乙很有兴趣,主动要求去文学馆工作。
舒乙在1978年已经开始写文章,第一篇文章是《老舍的童年》,当时这方面的材料很少,最详细的记载只有4行字,但还有一批与老舍同时代的人活着,舒乙用了几年时间采访了100多人,用散文笔法写成纪实的形式,在《人民日报》连载后,很受欢迎,很多人给他写信,北大的王瑶、吴组缃先生也给予肯定,从此舒乙开始不断写作。在当时于中国作家协会主持工作的冯牧、陈荒煤、孔罗荪的支持下,1984年舒乙正式调到中国现代文学馆从事筹备工作。
1985年3月文学馆开馆,舒乙经历了从文学馆创建到建新馆的创业历程,白天他全力以赴投入到馆里的工作,晚上和节假日用来写作。他的头四本书都是写老舍的,有《散记老舍》、《老舍传》、《父亲的最后两天》、《老舍的关坎和爱好》(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连载),《老舍传》是至今唯一一本老舍传记,写得比较概括,因这是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的《祖国丛书》中的一种,规定写8万字,写了12万字,破例被通过了。老舍的青少年时代、老舍1924年到1929年在英国、1946年至1949年在美国,加起来35年留下的资料很少,所以至今没有其他人写过老舍传记。舒乙的这几本书使人对老舍的身世、老舍的多个侧面有较完整的了解。
老舍诞辰100周年时舒乙出的《我的思念》一书收集了几篇研究老舍的论文,其中一篇《老舍著作和北京城》中,舒乙运用理工统计方法统计出老舍全部作品中共出现240多个地名,绝大部分是真实的,这是一种有趣的文学现象,他从地名的分类和功能研究老舍身世的关系,文章在老舍学术研究会议上宣读后引起大家的兴趣,有人将此命名为“文学地理学”,由此派生出很多这方面研究。日本研究老舍的中山矢子教授看了舒乙写的关于《骆驼祥子》中祥子拉车路线的研究,率队由舒乙陪同走了5次祥子的拉车路线。
除了写老舍先生,舒乙还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开设“现代文学馆”栏目,介绍现代文学馆馆藏,文章结集成《现代文学瑰宝》一书。现代文学馆新馆建成后他又出了《走进现代文学馆》一书,他为现代文学馆付出的心血和感情都体现在他的书里。
父亲的影响
说起父亲老舍先生舒乙充满深情,他很感谢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长,但父亲对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热爱生活,热爱朋友和周围的人,特别能同情别人,特别愿意帮助别人。他家的对面住了一群瞎子,每天黄昏时吹拉弹唱,练习奏乐,他们以给人算卦为生,老舍和他们拉家常,问他们过得怎么样,他们说解放后他们不受人欺负了,但人们觉悟提高了,不算卦了,他们饿肚皮了。老舍觉得问题严重了,于是向当时的市长彭真反映情况,提议办一个盲艺人学习班,专业培训他们吹拉弹唱,然后把他们分到文工团。彭真同意他的建议,并交给老舍办。老舍真的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办了一个盲艺人学习班,将全市100多位这样的盲人集中起来学习,自己亲自讲课,还拉了赵树理等人来授课,结业后一部分有才华的盲人真的被分到文工团,剩下的盲人老舍经彭真批准帮助他们办起了一个盲人橡胶厂,盲人班班长任厂长,这个橡胶厂现在还在。有趣的是盲人班的辅导员,一个明眼姑娘,和盲人班班长结成连理,老舍是他们的介绍人和证婚人。老舍就是这样一个热心人。给舒乙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父亲的勤奋,老舍年岁大后身体不太好,还担任社会工作,但每天都在写作,晚上总是看见他的房间灯光亮着,他在伏案写作。
今年70岁的舒乙现在每天写作、画画、参加社会活动。他60岁开始画画,没有师从任何画派,没有学过技法,而是从感情出发,从生活出发,用自己的方法画画。他办过3次画展,他的画受到美术界专业人士的肯定。他还是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上,他提出自己的议案,他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硬件,而是人文环境。他去韩国时看到两次世界性的运动会把韩国人改变了,韩国人吃狗肉、抽烟、乱扔东西等习惯都被止住了。迎奥运我们要从点点滴滴的具体事做起,从老百姓做起,硬件建设之外还要抓软件建设,即人文建设。
2007-06-01 22:38:37 補充:
是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