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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原因、發展階段、性質特點、社會影響、歷史教訓等方面進行了探討,提出了以下一些看法:
第一、認為導致紅衛兵運動興起的主要原因是:長期以來精神殘缺的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毛澤東的個人超凡魅力、青少年的青春期躁動心理、小農經濟基礎殘餘以及建築在此基礎之上的封建文化和傳統社會意識殘餘(如「忠君觀念」和「個人崇拜」心理等)的消極影響,等等。
第二、一般認為紅衛兵運動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1966年5-7月是紅衛兵組織的產生階段;1966年8-12月是紅衛兵運動的興起階段;1966年12月-1968年8月捲入全國性的「打倒一切、全面內戰」;1968年9月-1970年8月是紅衛兵運動的終結階段。
第三、一般認為紅衛兵運動是「文革」前期在毛澤東的錯誤領導和直接號召下發生的、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和操縱的一場青少年的政治風暴。它不僅給國家、人民造成嚴重災難,同時也嚴重損害了一代青少年自身的成長。有些論著還對紅衛兵運動的特點做出了以下比較具體的分析與歸納:1、組織路線上的「血統論」;2、行為上的破壞性;3、思想上的盲目性;4、組織上的分散性;5、心理上的崇拜性;6、價值判斷上的否定性;7、目標上的幻想性;8、行為上的野蠻性等。
第四、一般認為紅衛兵運動留給後人的歷史教訓,是如何堅持與改善党的領導,建立健全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加強對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培養他們的遵紀守法觀念,反對無政府主義傾向和「文革」時期「大民主」的錯誤做法。1
筆者認為,上述這些認知的形成都有一定的事實依據,部分地反映出紅衛兵運動的歷史風貌,為此後的相關研究奠定了基礎。不過就整體而言,這個時期相關論著的歷史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這突出地表現在:絕大多數著述都側重於抽象的理論論述和定性分析,而疏於相關史料的發掘運用,因而觀點和結論顯得比較籠統空泛。其次,有些論著雖然有一些簡單的論證,但是這種論證要麼完全基於論述者個人的狹隘經驗和主觀感受,對歷史現象的把握缺乏客觀的整體性關照,要麼完全基於對當時報刊資料和領導人講話的字面解讀,忽略了這些文獻產生的具體語境和現實指涉,因而對「紅衛兵」概念缺乏必要的分析,對不同時期紅衛兵群體社會構成的複雜性和紅衛兵運動性質的發展變化軌跡認識不足,在解釋紅衛兵運動的成因和派性鬥爭問題時帶有簡單化和以偏概全的傾向。
上述基本格局的形成,與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環境、論著者的學術訓練和理論素養、以及資料方面的種種限制等因素有關。資料方面的限制因素毋庸贅言。所謂特定社會歷史環境的影響,主要是指當時的許多著述者親身經歷了「文革」時期的社會動亂,對「文革」的慘痛教訓記憶猶新,對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倍加珍惜,因而自覺或不自覺地帶有徹底否定「文革」的主觀訴求。這不免使他們的相關論著帶有某種主觀先行和簡單化、絕對化的傾向。所謂論述者的學術訓練和理論素養方面的局限,一方面是指在經歷了數十年與外部世界的學術交流阻斷之後,整個大陸學術界對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理念和一般規範已經相當生疏。在這種氛圍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中青年學者,儘管主觀上不乏銳意進取的積極訴求,但是他們的問題意識、話語體系和論證方法依然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本土的和時代的局限。許多著述者對「學術研究」概念的真實內涵不甚明瞭,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從事學術研究和著述的一個最基本前提,是要在對現有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和反思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問題意識」,提煉出一些具有思想針對性和學術成長性的研究主題,從而在現有基礎上對相關研究加以拓展和延伸,加深人們對相關問題的理解和認知。他們較少關注國內外學界在相關領域的最新研究進展,忽略了學術發展與學術傳承的內在關係,而是熱衷於自說自話,閉門造車,平地起高樓,從而使他們的相關論述帶有一種重複勞動的性質,觀點與結論的簡單雷同比比皆是。另一方面,有些論述者雖然對上述問題有所意識,積極嘗試借鑒一些國外流行的觀點、理論與方法,從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政治學、控制論、系統論、現代性、民族主義等視角來闡釋紅衛兵運動,希望形成對現有研究成果的超越,但是這種創新嘗試常常因為缺乏扎實的實證研究基礎而流於空泛,雖然對於拓展研究視野、增加思考維度具有一定的啟迪作用,但是其具體觀點和結論能否成立還有待進一步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