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有何影響?

背景
大躍進
1957年，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1958年，毛澤東提出要加快社會主義建設速度，在農村成立人民公社，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基層組織。「大躍進」的口號被提出，曾要求用10年時間趕超英國等西方工業化國家（後來甚至被變本加厲地改成更不切實際的7年、3年）。全國掀起全民大煉鋼運動，農業產量也要翻一番。大躍進最後卻是徹底的失敗。工業陷入癱瘓，除了鋼鐵之外其他工業產量都大幅度下降，九千萬農民被召入煉鋼廠，導致農業發展滯後，再加上全國各地虛報產量（浮誇風盛行），而且煉出的都是廢鐵，令剛有起色的經濟陷入混亂。


---文化大革命影響了當時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文革頻繁的政治運動令經濟活動近乎停頓，同時也消耗了不少的資源。例如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大串聯，全國鐵路系統就承受了極大壓力，總共運載了1100萬人次，而這也是後來大串聯停止的主要原因之一。武鬥時期被破壞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跡則更是不計其數。

---對教育的影響
十年文革令全國所有的學校進入停課狀態，大學入學考試取消。高考直到1977年文革結束後才舉行，那一年考生的平均年齡是最大的，錄取率也是最低的。文革中，知識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數被下放進行體力勞動，有些則遭到殘酷對待，財產被沒收。 也有些人的意見認為當今中國人普遍難以建立信任關係問題，以及道德淪喪問題，甚至腐敗成風問題都是文革時期人整人，人鬥人，互相出賣，互相揭發，互相批鬥的教育結果。因為不論是當時無法無天的紅衛兵還是被批鬥的知識分子現在已經為人父母甚至祖父母。這些經受了精神折磨的人的子女普遍繼承了他們的思想和性格，也就是說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一代甚至幾代人都在承受著文革的負面影響。

---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毛澤東思想在文革中成為中國的主導政治理論，截止到1967年12月，已經出版《毛主席語錄》3.5億冊，這對在中國掃除文盲起到了一定作用。毛澤東熱愛法家思想，不愛儒家，因此在1966年興起了「興法批儒」運動。毛澤東的威望空前高漲，任何修正主義傾向都會受到批評和批判，全國盛行「造反有理」的口號，法律完全受到漠視。全國大量文物受砸毀，古跡被破壞，對中國，以至人類文化遺產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出身成分論在文革中十分流行。工人農民等勞動群眾成為文藝歌頌的主角。提出了「破四舊」、「開門搞科研」、「人民代表以工農兵為主體」等眾多新觀點，提倡「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大民主。很多歷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輩遺物在「破四舊」的口號下被紅衛兵砸爛；一部分科學工作者被迫下鄉，研究工作因而停頓。文革後期的「批林批孔」，直接對準了中國文化自漢朝後的主流儒家文化。

---對西藏文化破壞
西藏當時被認為是集四舊之大成的封建農奴制度社會，藏傳佛教象徵的寺院等建築如拉薩的大昭寺等成為破壞的對象，而所謂的「牛鬼蛇神」，代表舊西藏的舊政府、舊廟宇、莊園主，自然成為中共口中的「三大領主」，成為要批判的對象。

---上山下鄉運動的影響
上山下鄉運動令無數中國青年接觸了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一些年輕的學生因不能適應艱苦的自然環境和繁重的勞動，因病或自然災害而身故。很多人在文革結束後返回城市，但是也有人則永遠地留在了那裡。部分知識青年在農村真正地「落戶」，有的還有了自己的孩子，同時也部分的改變了中國的農村和城市的割裂的文化局面。同年齡的老三屆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繼續接受學校教育的機會，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後接受高等教育。知識青年下鄉，對農村開發建設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知識青年務農，對中國教育資源，人才資源是一種巨大的浪費。

---[編輯] 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影響
文化大革命也在世界其他地區產生了影響。香港在文革期間爆發多次由共產黨領導的工人罷工運動，之後演化成六七武裝暴動。在西方國家，毛澤東主義的信奉者也有很多人響應號召，法國在1968年發生全國性罷工動亂，工人、學生高舉毛主席語錄遊行；美國學生佩帶紅袖章示威；日本學生高舉毛主席語錄向防暴警察扔自製的燃燒彈；澳大利亞大學漢語系的學生自製紅衛兵袖章賣錢，生意興隆。「造反有理」這句口號被全世界所有對現狀不滿的人使用。但在台灣，於1966年11月由中華民國以復興文化為名開展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抵制文化大革命。並組成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文化大革命”指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在中國由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政治運動。其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這一階段的中心任務，是摧毀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目的是所謂變“資產階級專政為無產階級專政”；運動表現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內戰”。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８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兩次會議相繼透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批判。根據《五·一六通知》，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等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並規定“中央文革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後，文革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狂潮，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紅衛兵突起，並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串連”，他們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帶到各地，帶動了各地的動亂，使地方黨組織陷於癱瘓。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的緊急指示，宣佈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從此，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除野戰部隊外，各級黨委陷入癱瘓，基層黨組織停止活動。接著，毛澤東主持召開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題的工作會議，點名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強調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會後，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同年１２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和《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規定業餘時間由群眾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採用“四大”。全國大動亂局面開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