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劉宗正：文化大革命

作者﹕劉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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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20日訊】中國近代史上的文化大革命，是人類史上慘絕人寰的集體活動，它是中共所發動的一場集體反人類的活動，造成了各種滅絕人性得的罪行。雖然這場革命的主題訴求，為批孔揚秦，但事實上這個運動，並沒有對孔子與中國文傳統化的內在價值理念與學說體系，作任何深入性的批判。
反省文化大革命，有助於未來的中國人，創造新的文化。人類在專制體制之下，不論是發動任何的文化運動，都是沒有意義的；所謂的文化，基本上是關懷人的文化，一種能夠充分關懷人的文化，一定會牴觸到專制政權與統治者的利益。只要牴觸到專制政權與統治者的利益，那麼一切文明的反省與改造，便必須立刻停止，如此所謂的文化大革命，怎麼可能有任何實質意義可言？

這個運動，毋寧說是中共，對舊文明與文化形式，一種極端、積極、恣意、暴力式與嚐試破壞性的揚棄活動。它人類在文明史上，雖具有一定歷史反作用的力量與負面功能，但其方式與形式，實在令人痛心疾首。它的存在與發生，體現了中共邪惡文明，一種必然性的現象與規律；然而，這種必然性的現象與規律，它絕對不是人類文明，合法存在的形式。

所有的文明改造，必須符合人性的原則，中國揚棄舊文明的方式，絕對不可以採行這種方式與手段，否則中國人便會成為非人與邪惡的民族。很不幸地，中國人在中國專制統治之下，已經做了半個世紀非人與邪惡的民族。

一、文化大革命的本質

這場運動，一開始就注定了它失敗的命運。人類任何的文化改造運動，都必須建立在人道的愛與正義的基礎之上，否則就有可能產生出邪惡與暴行的結果。中共是這場運動的推動者，而中共信仰仇恨、暴力、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一黨專政）、矛盾論、唯物論、無神論、反傳統等思想。這八種思想，結合了中共反人性、生命、仁愛、正義、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權、宗教與和平的意識，最後導致了中國文明的浩劫。

這個中國文明的浩劫，包括毀滅了中國的文化、中國的道德傳統、中國人的人性等。未來的中國，除非能夠儘快剷除中共專制政權，否則中國人很難重建一個健康的文明。

在中共專制文明之下，文化大革命有其歷史文明的必然規律，毛澤東採用王安石變法時的用語，提出：“不破不立，不塞不流”的觀點。

從破的觀點而論：它嚐試以極端暴力的方式，推翻中國千年以來，以宗族為主的宗族社會與傳統價值理念。中國的宗族社會，屬於一種禮教系統的型態；中國舊時代的傳統價值理念，強調三綱五常思想，它是舊帝制王朝體制的合法性存在基礎。

這個思想如果能夠被合理改造，則它將結束中國千年以來，傳統歷史治亂迴圈的宿命與規律，它有助於為中國文明，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結構與平等權的價值體系。這種新的社會結構，即是以國家與社會的意識，取代狹隘的宗族社會的思想體系；所謂的平等權的價值體系，是指以現代公民意識與人人平等的思想，取代狹隘的三綱五常的思想。

從塞的觀點而論，文化大革命，嚐試以極端暴力的方式，對千年陳腐的思想與社會，做出各種破壞的行為。這些破壞行為，造成了人心巨大的恐懼、傷害、壓抑與侮辱，促使了中國人對愛、正義、民主、自由、改革、開放的價值，有更深切渴望與期待。

如果中國文明沒有經歷，近代的文化大革命，則其文明也將以另一種形式，發展文化的革命，這是中國文明，從傳統文明過渡到，現代民主進步文明，必須經歷的一個文明史過程。只是中共選擇這種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實在是一種令人唾棄的做法，也是一種極端違反人性與愚昧的行為。

19世紀中期，中國農業與農村文明，逐漸邁向初期工業化與城市文明。中共文化大革命，代表著一種違反人類歷史潮流的反作用現象，使中國文明，從即將進入到初期工業化與城市的文明，再度回返於農業與農村的文明。

這種文明逆反的現象，其目的在於，反對人類文明的進步、以暴力的方式解決城市人口日益膨脹的問題、打擊反毛澤東的異己分子、重新調整政治權力結構、以群眾暴力的方式打擊傳統的文明型態等。

二、以人道的愛與正義的價值，重建中國的文明

如何才能以人道的愛與正義的價值，重建中國的文明？我認為，中國人民，首先必須儘快推翻中共專制政權，否則一切都是空談，沒有任何意義可言！

中國人在消滅中共之後，中國人必須慎重思考，如何在文革之後，重建中國文明的價值？要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先思考中國未來需要甚麼樣的文明理念？

我認為，中國需要恢復中國原本獨特優良傳統的價值理念，也必須注入西方優良的人文核心價值。這兩個工作，同等重要，前者為確立本我文明的價值，後者為建立自我文明的價值，本我與自我文明存在的目的，在於建立未來超我文明的新價值。

所謂恢復中國原本獨特優良傳統的價值理念，是指恢復下列中國原有文明的核心理念，其中包括：仁義、德行、幸福、悅樂、希望、信仰、合乎正道的中庸、合乎正道的中觀、天地人和諧、善良、親情、同情心、藝術性、幸福觀、誠實、羞恥心、良知良能、修身養性、敬天（天志與天德）、正直、禮德、孝德、尊賢、智慧、愛智心、愛人愛物、廣大包容、慈悲、互愛互信、助人為樂、扶貧濟弱、愛護生命、厚生、尊敬自然、知足、簡約、平實、廉潔、公正心、忠實、理性、節制、尊師重道、返樸歸真、勤勞、犧牲奉獻、推己及人、生命哲學、樂天知命、是非心、愛美心、和平心等。

所謂的注入西方優良的人文核心價值，是指中國人應該謙卑地學習西方文明的核心理念，例如，愛、正義、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平安、幸福、喜樂、和平等思想。我認為，西方這些思想，都受到基督教文明的影響，事實上，學習西方文化，應該從學習基督教優良文明價值為始點，這才是正確的入門之道。

基督教文明中，有許多重要核心價值，非常值得中國人認真學習。例如，絕對的愛、絕對的正義、愛敵人、犧牲之愛、捨己之愛、人人平等、尊重婦女權利、重視人權、反墮胎、反奴隸制、反對殺嬰、反對一夫多妻、主張工作是一種天職、主張經濟自由化、重視教育、傳播愛人福音與真理、建立感恩的意識、主張人的道德靈修、人道的責任（如背十字架的意識）、人道譴責、人道干涉、人道義務、推動慈善事業與人道組織、扶貧濟弱、關懷弱勢群體、憐憫孤兒、對老人關愛、照顧殘疾人士、援助窮人、愛護大自然、保護生態等。

所謂超我的文明價值，是指中國人應該努力建立偉大的人道文化，這種人道文化，包括人道的博愛、人道的正義、人文關懷、尊重生命、肯定人性的價值、珍惜大自然、愛護地球環境、維持地球可持續性發展等價值。

以上各種人性的美德，是人類文明的精髓，中國在未來文明的改造與建設上，必須考慮如何建立上述各種的美德價值，並且應設法將這些美德文化，與現代的生命哲學、生態意識與環保理念等，作有效結合。如此，中國文明才能在未來，有真正獨特的歷史價值與發展前途！

三、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與其負面的影響

任何一種文明的活動，都會對人類文明產生重大的影響，中國人必須對文化大革命的罪行，作深入的歷史反省、懺悔與贖罪，如此將有助於後共產時代中國文明，開展新的偉大文明。我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種嚴重的反人類文明罪行，它是人類文明慘痛的歷史教訓...

2007-05-21 16:48:50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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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指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在中國由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政治運動。其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這一階段的中心任務，是摧毀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目的是所謂變“資產階級專政為無產階級專政”；運動表現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內戰”。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８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批判。根據《五·一六通知》，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等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並規定“中央文革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後，文革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狂潮，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紅衛兵突起，並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串連”，他們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帶到各地，帶動了各地的動亂，使地方黨組織陷於癱瘓。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的緊急指示，宣佈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從此，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除野戰部隊外，各級黨委陷入癱瘓，基層黨組織停止活動。接著，毛澤東主持召開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題的工作會議，點名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強調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會後，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同年１２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和《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規定業餘時間由群眾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採用“四大”。全國大動亂局面開始形成。

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造反組織在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等策動下召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奪了上海市委的權，這就是“一月風暴”。１月８日，毛澤東表示支援並號召奪權，全國內亂由此加劇。

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２月間，在中央召開的不同會議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表示強烈不滿，對林彪、江青一夥誣陷迫害老幹部、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進行鬥爭。康生一夥向毛澤東作了片面彙報。毛澤東批評了參與鬥爭的老同志，二月抗爭被誣之為“二月逆流”。

二月抗爭被否定後，全面內戰，打倒一切的風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夥的操縱下，還掀起了所謂揪叛徒運動、“革命大批判”運動、清理階級隊伍等，製造了劉少奇、陶鑄、彭德懷、賀龍等無數冤案。到１９６８年９月５月，全國２９個省、市、自治區先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所謂“全國一片紅”。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作了完全的肯定。全會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規定“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林彪在會上作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政治報告，林彪、江青一夥的骨幹分子進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強了他們在黨中央的勢力。

第二階段：從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的召開到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的召開。這一階段的主要內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政變被粉碎。這一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此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項工作有了轉機。

黨的九大以後，全國進入“鬥、批、改”階段。這一階段的中心是要徹底否定所謂“修正主義路線”，貫徹九大方針，把全國各方面工作納入“文化大革命”的軌道。這一階段繼續開展“革命大批判”；繼續“清隊”，進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隊工作擴大化。而精簡機構、下放幹部，走所謂“五·七”道路，使大批幹部、知識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品質普遍下降和教學秩序的混亂。１９７１年，江青炮製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嚴重壓抑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集團的反革命政變被粉碎後，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援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採取了許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但遭到江青一夥的攻擊。毛澤東也認為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從而使批“左”的正確意見被否定，“左”傾錯誤繼續發展。

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繼承了九大的“左”傾錯誤和指導方針，王洪文當了黨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了“四人幫”，使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又得到了加強。

第三階段：從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召開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幫”被粉碎。

１９７３年７月，毛澤東提倡批林批孔，以維護“文化大革命”。１９７４年１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得到毛澤東的批准。江青一夥借機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以實現其篡黨奪權的陰謀。毛澤東及時發現江青等人的陰謀，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佈他們是“四人幫”，並指出江青有當黨中央主席和“組閣”的野心，使其陰謀受挫。

１９７５年初，四屆人大確定了以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等為副總理的國務院人選。會後，周恩來病重，鄧小平在毛澤東、周恩來支援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後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和解決工業、農業、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會議，著手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先是號召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繼而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來逝世，全國人民以各種方式進行悼念活動，“四人幫”卻竭力壓制，加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繼續，激起了民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眾自發地發動了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了錯誤判斷，將其定為“反革命事件”，並錯誤地處理了鄧小平。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圖取代黨中央的領導。同時向上海民兵分發武器，為叛亂作準備。１０月４日，《光明日報》登載“四人幫”炮製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偽造所謂“按既定方針辦”的毛主席臨終囑咐，圖謀執掌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從根本上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１９７７年８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黨中央正式宣佈“文化大革命”結束。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文化大革命”指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在中國由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政治運動。其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這一階段的中心任務，是摧毀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目的是所謂變“資產階級專政為無產階級專政”；運動表現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內戰”。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８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批判。根據《五·一六通知》，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等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並規定“中央文革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後，文革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狂潮，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紅衛兵突起，並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串連”，他們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帶到各地，帶動了各地的動亂，使地方黨組織陷於癱瘓。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的緊急指示，宣佈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從此，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除野戰部隊外，各級黨委陷入癱瘓，基層黨組織停止活動。接著，毛澤東主持召開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題的工作會議，點名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強調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會後，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同年１２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和《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規定業餘時間由群眾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採用“四大”。全國大動亂局面開始形成。

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造反組織在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等策動下召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奪了上海市委的權，這就是“一月風暴”。１月８日，毛澤東表示支援並號召奪權，全國內亂由此加劇。

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２月間，在中央召開的不同會議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表示強烈不滿，對林彪、江青一夥誣陷迫害老幹部、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進行鬥爭。康生一夥向毛澤東作了片面彙報。毛澤東批評了參與鬥爭的老同志，二月抗爭被誣之為“二月逆流”。

二月抗爭被否定後，全面內戰，打倒一切的風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夥的操縱下，還掀起了所謂揪叛徒運動、“革命大批判”運動、清理階級隊伍等，製造了劉少奇、陶鑄、彭德懷、賀龍等無數冤案。到１９６８年９月５月，全國２９個省、市、自治區先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所謂“全國一片紅”。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作了完全的肯定。全會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規定“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林彪在會上作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政治報告，林彪、江青一夥的骨幹分子進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強了他們在黨中央的勢力。

第二階段：從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的召開到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的召開。這一階段的主要內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政變被粉碎。這一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此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項工作有了轉機。

黨的九大以後，全國進入“鬥、批、改”階段。這一階段的中心是要徹底否定所謂“修正主義路線”，貫徹九大方針，把全國各方面工作納入“文化大革命”的軌道。這一階段繼續開展“革命大批判”；繼續“清隊”，進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隊工作擴大化。而精簡機構、下放幹部，走所謂“五·七”道路，使大批幹部、知識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品質普遍下降和教學秩序的混亂。１９７１年，江青炮製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嚴重壓抑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集團的反革命政變被粉碎後，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援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採取了許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但遭到江青一夥的攻擊。毛澤東也認為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從而使批“左”的正確意見被否定，“左”傾錯誤繼續發展。

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繼承了九大的“左”傾錯誤和指導方針，王洪文當了黨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了“四人幫”，使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又得到了加強。

第三階段：從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召開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幫”被粉碎。

１９７３年７月，毛澤東提倡批林批孔，以維護“文化大革命”。１９７４年１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得到毛澤東的批准。江青一夥借機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以實現其篡黨奪權的陰謀。毛澤東及時發現江青等人的陰謀，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佈他們是“四人幫”，並指出江青有當黨中央主席和“組閣”的野心，使其陰謀受挫。

１９７５年初，四屆人大確定了以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等為副總理的國務院人選。會後，周恩來病重，鄧小平在毛澤東、周恩來支援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後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和解決工業、農業、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會議，著手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先是號召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繼而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來逝世，全國人民以各種方式進行悼念活動，“四人幫”卻竭力壓制，加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繼續，激起了民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眾自發地發動了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了錯誤判斷，將其定為“反革命事件”，並錯誤地處理了鄧小平。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圖取代黨中央的領導。同時向上海民兵分發武器，為叛亂作準備。１０月４日，《光明日報》登載“四人幫”炮製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偽造所謂“按既定方針辦”的毛主席臨終囑咐，圖謀執掌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從根本上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１９７７年８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黨中央正式宣佈“文化大革命”結束。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