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對港人民生帶來的影響-_-

(1)在日本的統治下，人民生活艱苦，沒有充足的食物供應，由1942年開始由日本定額配給日用品如米、油、麵粉、鹽和糖。每個家庭都有一張定額配給許可證，每人每天只可以買六両四的白米。由於沒有其他充足的食物，六両四白米明顯不足。於是很多人只能以樹葉、樹根、番薯藤、木薯粉或花生麩勉強充饑。其後白米亦缺乏，改為配給日本蘿蔔作糧食。因為糧食日趨缺少，日方的定額配給制度於1944年取消，改以自由買賣，但更多市民因付擔不起食物價格瘋狂通脹而餓死，街上即使日軍醉酒後的嘔吐物都有人搶食。

日治時期香港經常有市民餓死，甚至盛傳出現人吃人事件。街上常有皮包骨的棄屍，即使如此，棄屍的大腿肉還是經常被割走。報章亦曾報導有婦人烹煮棄嬰的新聞。當時市面曾盛傳某些食肆的肉包使用的乃是人肉，因為市面上根本不可能買到足夠肉類。另香港大學的口述史計劃記錄一些市民的回憶，指於日治時期曾於臘腸中發現類似兒童手指的物體。

物資短缺

因為沒有木柴進口，市民只好以傢具替代充當柴薪。而到了後期，由於那幾年冬天特別寒冷，市民生火取暖需求增加，一些無人看守的建築物，如香港大學及皇仁書院校舍[3]等，內裡的木製品均被搶走，獅子山上的林木也被砍伐一光。由於燃油屬軍需品，因此也十分緊張，電力只能提供有限度供應，例如於1943年，總督部就下令只限20:00至23:00亮燈。而供水因需要發電，因此即使日治時期水塘常因颱風吹襲而滿溢，但供水依然十分緊張。

在物資供應短缺的情況下，僅有的物資變得奇貨可居，因此引發一些商人囤積炒賣，或以膺品、劣品代之。例如當時港日政府就曾下令嚴懲以牛奶公司奶瓶灌假冒奶製品的行為。於1943年八月市面肥皂供應突然過剩，因為夏天之前有過多肥皂被商人炒賣，於秋天快到臨時肥皂需求下降，商人只得將存貨拋售。無良商人的投機行為使市面的日用品供應更不穩定。

港日政府還曾發動「獻銅運動」，強迫市民將銅製品捐出以供日方製造武器，連總督部門前原屬匯豐銀行的2隻銅獅子亦差點不能倖免。

(2)歸鄉政策

由於食物短缺，為了緩減人口壓力，日本在佔領期間執行歸鄉政策，軟硬兼施強迫大量市民歸鄉，市民被迫驅逐至中國大陸。1942年1月，由佔領地政府民治部成立的「歸鄉指導委員會」，每月均安排火車和輪船將市民強迫離港，但這些交通工具只將人送出境，離境後回鄉的路途就要各人自理，更多人付擔不起路費，只能徒步回鄉。當時香港既已淪陷，市面糧食不足，生活艱難，因此很多港人選擇離港回鄉。同年12月，已有60萬名市民離港，其中不少家庭於途上分散，或被迫拋棄幼兒、老人，或途中餓死、病死，至於途中被洗劫一空者更不計其數。而於後期，憲兵隊更在街頭隨意捉人強行押解離境。結果在1945年，香港的人口由1941年的161萬人跌至60萬人。

日本統治期間的「歸鄉政策」亦間接使不少香港居民喪失在香港原有的權利。由於早期英國對香港人移民的政策仍然寬鬆，在1950年代，只要有香港的永久居留權，就可以在英國定居，而當時只要在香港出生，就可得到永久居留權。不過因為日本的歸鄉政策，不少兒童在戰時移居內地。當他們回到香港之後，有不少人由於各種原因(例如：記錄遺失或被燒毀)而未能確認其香港出生地位，被當作在內地出生。隨著後來英國收緊移民政策，這一班人亦失去了移居英國的權利。

1941年12月26日，即香港淪陷翌日，日本已宣佈以軍票取締本地貨幣。港元變為不合法貨幣，擁有港元的人會被施以重罰。1942年1月，軍票和港元的兌換率為2兌1，可是在1942年7月24日起兌換率變為4兌1，比之前兌換率驟降，使得香港人在交易後變得貧窮。日圓軍票於1943年6月1日正式成為香港的唯一法定貨幣，日用品的價格必須以日圓作單位。至1945年日本投降時，被強迫兌換的日本軍票總值超過當時幣值的57億港元。

當時香港雖然已不准使用港元，但港元在珠三角、或澳門等其他中立地區依然受承認，市面上還有港元買賣活動。日軍一般強逼收回的港元鈔票，於境外購買物資，故日軍獲益甚豐。另一方面，日軍在印製軍用手票並沒有任何儲備金，所以實際上日軍是以白紙強逼兌換有十足保證的港幣。日本戰敗後軍票立時成為廢紙。加上濫發，香港出現災難性通貨膨脹，物價每日貶值。於1945年中期，日本當局強迫滙豐銀行行長在沒有任何儲備金下簽發大面額的港元鈔票。

港日政府廢用公元，改以日本使用的「昭和」年號，並以紀念日本節日、天皇壽辰、勝利紀念日和週年紀念日加強日本文化對香港的影響，例如以神道教節日尊敬死者，1943年2月11日則有日本紀元節，崇拜神武天皇。日本人並且在今香港動植物公園處修建香港神社供奉戰死者，今九龍聖安德烈堂亦被改用作神社。另港日政府計劃在金馬倫山興建忠靈塔紀念戰爭死難者，但至日本投降仍未完工。

港日政府也將香港標準時間撥快一小時，讓香港和日本兩地時間一致，進一步將香港同化。

文化影響

在戰前由日本人擁有的日文報紙《香港日報》，在1942年1月復刊，同時增設中文版《香港日報》及英文版《Hong Kong News》，是港日政府的喉舌。被日本管治前的10份中文報紙到1942年5月只剩下5份，並受到官方新聞審查。當時《星島日報》曾易名為《香島日報》，維持繼續出版，《循環日報》則因被盟軍誤炸而停刊。電台被用作為日本宣傳。市面仍然有各種娛樂，但只有能付擔得起的人可以享用。戲院只放映日本電影，《香港攻略》是日治時期唯一在香港拍攝的電影，由田中重雄導演，大日本映畫公司生產，影片主要由日本演員演出，參與的香港演員有紫羅蓮。這部電影在1942年11月19日，接近日軍佔領香港一週年紀念期間上映。賽馬亦重新在跑馬地馬場舉行。

(3)日治時期對香港的影響

由於日治時期較短，加上港人對日治時期並無好感，及戰後香港發展迅速，因此戰後遺留至今的日治痕跡不多。但仍有些地方保留著日治時期的痕跡。今日立法會大樓及滙豐銀行總行銅獅子上皆有保衛戰時留下的子彈孔，拔萃男書院於禮堂門前有於校園內挖出的日本軍刀，傳說今日英皇書院的水池則是日治時期的炸彈洞改建而成的。新界地區的一些荒廢地道裏有日軍刻劃的簽名。建築工地也間中會挖掘出炸彈、軍刀或人體骸骨，其中較近期的是於1999年在薄扶林道近瑪麗醫院修建高架路時挖出一枚未爆炸的盟軍炸彈。再之前亦曾在旺角及深水埗鬧市的修路工地挖出多枚日軍的炸彈。

日軍又在香港多處地方濫伐樹木，至今仍有不少地方未能恢復戰前原貌。例如獅子山山頭依然只有很少樹木，而蝴蝶谷的生態破壞亦使蝴蝶從此絕跡。

在建築方面，今日的禮賓府依然保留著日治時期遺留下來的日式的屋頂及塔樓。戰後港英政府於今香港大會堂修建了紀念花園，是主要的紀念建築。今西環尚有一幢唐樓，是當年的慰安所。在香港歷史博物館內則展有一批日治時期文物，其中包括當年掛在港日政府總部（原滙豐銀行大樓）正門的「香港占領地總督部」門牌。

港日政府在日治時期設立了「香港市民圖書館」，是香港的第一個公共圖書館，其藏書今收於香港大學圖書館內。港日政府開香港分區及簽發身份証之始，於戰後一定程度上被沿襲下來。

據說香港稱「老闆」為「老世」也是源於日治時期。當時各商鋪外皆要列出鋪內工作人名，東主日文作「世帶主」，為港日政府工作的華人[5]隨日軍入來搜查時即叫「老世」出來，由此便衍生「老世」。另一個日治時期留下來的詞語是「輪大米」，即「輪姦」之意，將輪大米的過程與日軍輪姦婦女的情景形象化的結合；同樣「慘過輪米」可用以形容一件事極為辛苦，此二皆與日治時期經常要輪米有關。香港粵語裏與日本人有關的蔑稱，亦多與日治時期有關；如「蘿蔔頭」是源於日軍髮式和配給作糧食的日本蘿蔔；「㗎佬」是源於對日語語感認知。

日本統治期間的「歸鄉政策」亦間接使不少香港居民喪失在香港原有的權利。由於早期英國對香港人移民的政策仍然寬鬆，在1950年代，只要有香港的永久居留權，就可以在英國定居，而當時只要在香港出生，就可得到永久居留權。不過因為日本的歸鄉政策，不少兒童在戰時移居內地。當他們回到香港之後，有不少人由於各種原因(例如：記錄遺失或被燒毀)而未能確認其香港出生地位，被當作在內地出生。隨著後來英國收緊移民政策，這一班人亦失去了移居英國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