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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權國家由秦始皇開創,武帝時則進一步發展"皇權至上"的觀念。武帝即位後即建立年號,稱"建元"此制一直爲後世沿用,有學者曾言:"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武帝並依據董仲舒的"五德終此說"以漢屬土德秦爲水德,而土克水,實行改制易服。又命司馬遷等二十餘人修訂曆法,成"太陰曆",以正月爲歲首。雖然這些措施加強了皇權,達至"皇權至上"的效能,但"五德終此說"卻滲入儒學,儒生們喜以自然現象附會人事禍福,常以天變災異爲籍口攻擊當時當政的人,讖緯盛行,成爲野心家篡位的理論根據。如昭帝以後,即有人指出漢運以衰,應該更換朝代,王莽把握此種與論製造許多對他有利的符端纖語,暗示了自己就是天子,可說當時儒生替他奠下篡漢基礎。
鑑於吳楚七國之亂的教訓,武帝繼續執行景帝的削藩政策,依主父偃主張,用推恩的方法,迫使諸侯將自己的領地,分封給自己的子弟。這令一下,諸侯王相率分封其子弟爲侯,封土便越分越少,漢室也正式承認新諸侯的地位,使其後封土漸變爲漢之郡縣,《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載:"大國不過數十城,小國不過百餘裏,漢郡贏錯諸侯間……強本弱枝之勢也。"武帝不僅矯正了吳、越連兵之弊,更不讓諸侯國相連,控制險要地帶,使諸侯王失去地利及不易互通消息。同時,武帝又藉口列侯貢獻祭祀宗廟的"薪金"份量和成色不足,對皇帝不敬,實行奪爵,嘗一次剝奪了106個侯王的爵位。據統計,至太初年間,侯王只剩五人。除此之外,武帝亦削奪諸侯官屬。漢初諸侯可自任官屬(除丞相外),此乃諸侯王坐大的主因。景帝於七國之亂後,把王國之"丞相"改爲"相",並省去御史大夫、廷尉、中正、博士等官,諸侯王只可選派四百石以下的官,這抑制了諸侯王的治國權力。武帝更積極推行此政策,並訂附益之法及左官之律,"附益之法"是禁止奉承諸侯。"左官之律"即一旦為諸侯之官便不可再事於皇帝,令諸侯之屬官受岐視,杜絕人才向地方外流,亦令諸侯之策士減少。另一方面,武帝亦採取統制經濟之策,《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謂:"吳、齊、趙、梁諸郡--一切山澤之利皆納入漢朝中央。諸侯之富強是因地方有錢、賓客又多之故,現在開帝從土地人才、,財政三方面打擊諸侯王,使諸侯王只成一虛名,徒得食邑而無權。
元封五年(西元前106年),武帝把全國除京師附近七郡外,另加設多十三郡,長官稱刺史,又以京師附近七郡設司隸校尉,性質略同於剌吏。當時的州仍不算正式的行政區域,但刺吏可代表中央督察州內各部。除了擴大地方監察外,武帝爲了加強皇權,選用一批低級官員隨待左右,使其出入禁省,策問應對,另又允許原爲武帝掌書禮的尚書,可出納章奏、操持權柄,並用宦官爲中書以行尚書之職。於是皇帝身邊就形成一個宮內的決策機構,稱"內朝"或"中朝","內朝"與以丞相爲首的"外朝"相對,權力更淩駕於外朝。故丞相的權力被削弱,皇帝則進一步獨裁。但是在地方加設刺史及司隸校尉,就開了東漢軍閥、州牧割據的先河,使東漢滅亡;而削弱相權,令皇帝輔弼無人,令戚宦之爭産生間接更促成王莽篡漢的野心。
博士遠站於戰國,齊之稷下先生亦博士之類,秦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漢承此制。博士本無政治上實際任務,只代表古代貴族政府、軍人政府下,一輩隨從的知識份子,因此性質極卒,占夢卜巫的人亦得成爲博士。武帝時,依董仲舒之議,罷黜百家,只立五經博士。從此博士一職,漸漸從方技、旁門雜流中解放出來,純化爲專門研治歷史和政治的學者。武帝又採納公孫弘的建議,爲五經博士置弟子員,額定五十人選拔各地優青年隨博士學習一年,若能通一經以上得補史,高弟可以爲郎中。除此之外,武帝又按董仲舒之議令郡國每年察舉孝子,廉吏各一人,推薦到中央爲郎中。又命丞相、列侯等推與才幹之士,親加策問,以選拔人才。由於崇儒的關係,官吏多由太學出身的讀書人出任,自此漸有文學入仕一正途代替以前之蔭與貲選,打破漢初朝廷大臣多為宗室、軍人、功臣、商人組成的局面,形成以士人爲主導的"士人政府"。而且漢初丞相均爲貴族或軍人階級所獨佔,自武帝從公孫弘爲相後,始以布衣儒術所進,遂打破先封侯,後封相的慣例,從此漢代政治實權由軍人轉入儒生之手,也可說漢代政治轉向文治精神的表現。但相反來說,崇行卻扼殺了其他科學發展的機會,堵塞了人民的智亦妨礙各家思想和一切技藝的發展,使學術不能分途競進,使中國文化從此走上偏狹之路,科學陷於停滯不前。
中國史上的外患,因地勢及氣候關係,其主要者常在北方。秦漢之大敵便是北方之匈奴,秦始皇對付匈奴,採驅逐政策,派蒙恬北逐匈奴,收河南地。秦未天下大亂,匈奴復起,雄踞北方常爲邊患。漢初,匈奴冒頓單于統一匈奴各部,東敗東胡,西破大月氏,領士遼闊,兵騎衆多,對漢成半包圍狀態,高祖時曾出兵征伐,被圍於平城,大敗而歸,乃改用婁敬和親政策以緩敵。文景之世,匈奴仍時至邊境寇掠,漢室只隨時發兵防備,缺乏有效之對策。至武帝即位,國力充裕對屈辱及和親政策,再忍耐,開始對匈奴進行長期討伐戰爭。
漢武帝伐匈奴的策略是:在西方一邊切斷匈奴與青海姜族的聯繫,一邊遣張騫出使西域聯絡西域夾擊匈奴,在東方,切斷匈奴與滿族的聯繫,又在隴西代郡一帶集合大軍作爲主力,給匈奴以正面的打擊。以後許多戰役與許多軍事措施,都是在這個戰略原則下推行的。據統計,武帝曾三次大規模攻伐匈奴。武帝一方面打擊匈奴,一面方加強北部邊防首先是大量移民曾一次移民七十餘萬。在東起朔方西至今居,設立田官,督戍卒屯兵,官供給農具穀種,以前的草原牧場,變成農産區,經濟文化遂大有發展。而且爲確保河西地區的安全,武帝築新長城,自敦煌郡起接連秦長城,此新築邊城每隔五里十里地方,築有烽火臺,設戍卒瞭望,另外築有許多小城堡,有烽火設備,駐有較多士卒,以保邊境安全。除北伐匈奴外,武帝還東征西討,先後平定百越、朝鮮及南夷等地方。漢武帝派兵北代匈奴,南征百越,西通西域及西南夷,東平朝鮮,初步奠定漢初版圖,較元秦時更爲廣闊。隨著漢代版圖擴張,匈奴、百越、西南夷都受到漢文化的薰陶而開化。如匈奴單于降漢,使人奉地圖來附一事觀之,是匈奴亦一如華夏有文字與圖藉足見受華夏文化所薰陶、百越、西南夷與漢族人習居,漢文化助各族脫離落後狀態,向高級文化發展,漢在各族的統治比原來豪奠統治文明、各族生産力亦得以提高。不過漢武帝本人好大喜功,動輒對外用兵,勞民傷財,李華《弔古戰場文》"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兼目大建官室,大事遊幸,尤其晚年更求神仙進方土,使國力大耗。並影響宣帝對外的政策。
武帝對外用兵,國力不繼,令居納資爲吏,後世捐納之例,始於此。《漢書》卷二十四下《食貨志》述:武帝即位……干戈日滋……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選舉陵遲,廉恥相冒……其後四年置賞官大諸侯、卿大夫、小者郎吏"。武帝既頻年征伐,以金幣招致外國,又好神仙廣營官室,興造遊幸,消耗國力太大,將文景兩朝的積貯用光,還覺不足,除開損納外,尚不得不採取聚斂的經濟政策,如定鹽鐵、酒爲國營專賣,課緡錢,設均輸平準法,以"東郭咸陽與大治孔僅爲大司農丞桑弘羊爲大司農主持敗政及分頒鹽鐵公賣之事,時稱計吏"。三人之言利事,折秋毫諸兵事外交,莫之能先也。國家專賣鹽鐵,利潤由國家賺取,用此從事建設國家所需,免商人謀取私利。此政策對商人爲一大打擊商人無多利潤可賺,聰明人士皆棄商而專攻學術。而詔平準均輸之制,爲防止商人操縱資本和囤積居其藉比調整物價,流通有無並增國庫收入,亦爲打擊商人之措施。
漢武帝雖然施行了很多措施、政策、建設,令西漢步入黃金時期,但亦令西漢走進衰亡之路。政治方面,武帝確立中央集權制建立察舉制,造成士人政府的出現,擴大監察制度,削弱封國及建年號,加強了中央集僅的組織,但重用治法之吏,律令嚴苛,刑獄甚濫,而且武帝容許人民納粟贖罪,以錢買爵,造成貪污成風,仕途太濫,迷信巫蟲,造成冤陷。此外武帝獨攬大權,九卿可不通過丞相而直接向他奏事,使丞相權力大爲減弱,促成王莽篡漢。又武帝表面崇儒,內實重法,故用法吏,對臣民嚴苛。經濟方面,採納桑弘羊的鹽鐵酒專賣政策,設平準均輸法,統一貨幣造權,重農抑商,興修水利務把財政大權集於中央。但推行經濟政策,擢用了桑弘羊、孔僅等搜刮大臣,處處與民爭利。加上對外連年用兵,又大興土木,鑿渠開河遊幸封禪,並開通西南夷邊郡,幾歲出龐大對外方面抗擊匈奴,保衛邊疆的安全,派張騫通西域,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並開拓西域孔道,間接開發交廣道。但武帝在位期間先後多次派兵出擊匈奴,消耗大量人力物力,更使國家財政陷入窘境。另外武帝又設五經博士及博士弟子員,今經學空前發達,又廣設學校,重用大學出身的讀書人,構成士人政府及布衣卿相之局。武帝尊行術,罷百家,諸子思想受到壓抑,而科技亦無發展機會,使中國文化走上偏僻之路,科學從此停滯不前。雖然武帝做了這麽多事,但幸好武帝好賢不倦,納董仲舒之建議,又以公孫弘爲相等等。而且晚年肯知過而改,爲巫蠱之禍,悔悟之餘,族殺江充,又下"輪台的詔"停止對外戰爭。